在今年一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AI时代的企业主权而言，数据中心的物理位置远非决定性因素。真正的企业主权，在于能否将自身独有的业务知识与经验，也就是“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融入自己的人工智能模型中。然而，企业的“隐性知识”从何而来？它们并非凭空存在于服务器里，而是源自企业内部员工长年累月的协作与创新。
在如今的职场，我们的目光似乎过多地聚焦于AI如何重塑“工作流”，但一个更隐蔽、也更关键的维度却常常被忽略。若忽略了对隐性知识的提炼与转化，盲目追求AI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可能会导致更多 “社会成本”。
这里所说的社会成本，并非指经济学概念，而是特指AI推动的职场转型时，所带来的员工认知、心理、甚至是情绪上的影响。当一个“数字同事”进入职场，它不只是替代了某些任务，更是在撼动我们赖以定位自身的社会坐标。为了应对这种影响，企业需要对员工进行一场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也就是对工作流程、角色与意义的重塑。
不可否认，AI可以让人们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这仅仅是“任务重构”，是再社会化过程中最浅显的一环。
笔者最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生成式AI与公关从业者的访谈。研究发现，在那些工作内容本身就高度混合（例如，公关岗位需要融合市场营销和内容创作）的职位上，生成式AI带来的效率提升并未减轻员工的负担。恰恰相反，它加剧了工作强度，并重新定义了专业角色。基础任务自动化后，受访者面临的是更高的绩效期望和一种“被迫的全能化”。节省下来的时间，迅速被新的、跨部门的职责所吞噬，导致整体工作量增加，职责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环境还催生了新的伦理挑战。在效率至上的组织文化中，伦理考量往往退居次位。AI的整合，似乎正在加速一种“伦理降级”。部分受访者为了满足服务需求和维持客户信任，可能会选择隐瞒他们对AI的使用。
以上发现表明，更深层次的再社会化，是工作角色和工作意义的重建。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我们获得成就感、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我们的价值感，往往与我们掌握的独特技能、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紧密相连。当AI开始涉足曾经专属于人类的领域，一个棘手的问题便摆在许多员工面前：“我的独特价值还剩下什么？”当一个文案的精妙构思可以被AI批量生成，一个程序员的代码可以被AI一键补全，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意义感可能会被稀释甚至剥夺。如果组织无法帮助员工重塑工作意义，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职业空心化”的状态。虽然仍在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灵魂。
在员工再社会化的过程中，领导者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如今领导者更多扮演着“技术推行官”的角色，认为只要推动部署AI、提升AI使用率，就代表有效的转型。这种浅层的再社会化举措，可能会使企业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在效率提升的沉迷中被AI夺去主权。
为了重拾企业主权，当下的领导者需要从“技术推行官”转变为“意义塑造者”，引导员工进行再社会化。笔者在2024年针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员工的一项研究中发现，领导者的激励式话语（motivating language），特别是针对AI与工作话题的共情沟通，能够显著缓解员工因技术变革而产生的工作不确定性。因此，领导者必须构建一个令人信服的新叙事，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有了AI，我们的新价值何在？”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就需要回到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所提的隐性知识。从隐性知识出发，探寻那些沉淀在日常判断、客户沟通和失败复盘中的独特洞察，以此引导价值重塑。只有当这些隐性知识被重新看见和珍视时，员工才能找到与AI有效协作的信心，企业也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AI主权。
要真正实现有效的人工智能驱动职场转型，技术只是一方面，对社会成本的关注与管理才是关键。如何应对社会成本问题，将会是企业管理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黄磊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互动媒体系助理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