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小野寺 修（Onodera Osamu）自 2023年起担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代表处所长兼东北亚首席代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是一家政府组织，其使命是促进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在中国设有8个代表处。
小野寺 修此前曾在日本经济产业省担任多个职位，在贸易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曾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贸易议题、二十国集团（G20）、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相关事务。2020年，他曾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级官员（SOM）。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
以下是访谈实录。
小野寺 修（Onodera Osamu）问：据日本广播协会（NHK）调查显示，仅有1%的日本企业对2026年中日贸易前景持乐观态度，近半数企业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将变得更加困难。这种悲观预期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这将对未来中日双边贸易的规模及投资结构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小野寺 修：近期，中日关系正处于低谷期。2024年，习近平主席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了成功的峰会，确认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利关系”及“建设性稳定关系”的目标，此后双边关系步入改善轨道——2025年2月，日本派出大型商务代表团访华，随后又有多个商务代表团接踵而至；大阪世博会也顺利举办，其中7月11日为中国馆日，并举办了一系列庆祝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活动。尽管2025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举行峰会，再次确认了上述战略方向，但此后中日政府间关系因海峡两岸问题出现下滑。
中国政府采取或未采取的多项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两国贸易与投资。这其中包括大熊猫相关决策、旅游指导及相关措施、娱乐产业相关举措、水产品政策，以及1月6日出台的新出口管制措施。此外，中日两国中央及地方层面政府官员的会晤次数也出现了明显减少。
这种悲观预期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日政府间关系能否正常化、何时正常化以及如何正常化，目前仍不明确。我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让企业产生悲观情绪。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去年9月（本次关系下滑之前）开展的年度全球商业调查显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果。该调查证实，大多数日本企业打算增加或维持在华投资，而计划减少投资或撤离中国的企业合计仍占少数，约为10%。过去几年，企业信心虽呈逐步下滑趋势，但这些结果似乎表明，企业信心已触底，有望出现回升。
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在中国根基深厚，是中国国内供应链的一部分，并希望与中国维持互利共赢的关系。然而，若中日关系持续冷淡，企业总部可能会认为在华投资风险较高，因此企业将越来越难以进行新的大规模投资，企业信心也可能进一步下滑。
问：2025年1月，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同比飙升50.2%，对华出口持续疲软，半导体设备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大幅下降。这种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是否会持续？中日双方应如何解决当前的贸易失衡问题？
小野寺 修：2025年，日本对华出口较上年小幅下降0.4%，而自华进口则增长5.5%，这导致贸易逆差扩大。日本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产品及零部件、机械及零部件。在我看来，由于2024年日本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已出现大幅增长，因此2025年的下降幅度并不算显著。汽车零部件出口下降，主要是由于日本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在华销量下滑所致。受进口管制影响，包括水产品在内的日本食品对华出口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种类多样，但电子产品及零部件、机械及零部件同样占据相当大的份额。2025年，中国对日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进口量的增加，推动了日本自华进口的增长。
目前尚不清楚贸易逆差是否会持续扩大。
从中国国内市场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增长，消费者偏好日益多样化，因此在细分市场拥有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可能会发现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的竞争正日益激烈，整体价格水平受到抑制，这使得那些无法实现产品差异化的日本出口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下降。
中国国内的竞争也促使中国制造商转向出口，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下1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这一数据便可见一斑。
尽管我认为并非所有双边贸易失衡都需要刻意解决，但鉴于中国庞大的全球贸易顺差，中国或许可以考虑刺激国内消费（包括政府采购）、维持市场开放，并推进市场化改革与进一步开放。若能采取此类政策，当前的贸易失衡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
问：日本政府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对出口至中国的尖端半导体设备施加出口管制，并试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然而，东京电子等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营收占比依然居高不下。为何这种“政冷经热”的扭曲格局难以打破？这将给两国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哪些风险与机遇？
小野寺 修：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似乎都在实施某种形式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由于部分国家政府通过贸易政策促使其他国家政府调整政策以满足自身需求，各国政府也日益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降低对任何单一国家或经济体的依赖。双边政府间关系是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以及经济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除非两国政府中的一方或双方出台强有力的政策干预，否则经济关系将始终由经济需求驱动。
就中日关系而言，即使过去经历了“政冷经热”的态势，由于经济始终是核心驱动力，两国经济与供应链已形成高度交织的格局。
中国过去的政策将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地方政府可以放心地推行亲商的地方政策，企业也能保持信心。然而，随着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地方政府可能会发现，制定明确的亲商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对企业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若没有对经济层面产生降温效应，“政冷经热”的格局可能将越来越难以持续。
问：2026年1月，中国商务部加强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品出口管制，涵盖稀土等1005种产品。该措施对日本相关产业产生了何种影响？日本政府及企业可能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将对中日双边经贸合作方向产生怎样的影响？
小野寺 修：目前尚不清楚该措施的影响范围有多大。许多军民两用物品在民用领域应用广泛，任何管制措施都会增加交易成本。措施的覆盖范围越广、实施要求越严格，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如果货物运输出现延误或停滞，可能会影响下游产业，这些产业将不得不寻找替代供应来源。中国商务部已多次表示，纯粹的商业活动不会受到影响，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该措施的影响可能有限，具体仍有待观察。
日本政府已对这项专门针对日本的政策提出强烈反对，但我不便对日本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发表评论。
中国日本商会（CJCCI）表示，遵守各国的法律法规是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自2023年8月以来，中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加强，日本企业一直遵守法规变化，并将继续这样做。2025年4月，包括含稀土磁铁在内的7种稀土相关物品被纳入出口管制范围时，在华日本企业的相关产品出口曾出现中断。对此，中国日本商会向中国商务部提交了诉求，商务部对在华日本企业的处境表示理解，并承诺将为企业顺利运营提供便利。2026年1月的出口管制措施大致也是如此。中国日本商会表示，将根据需要，就遵守这些法律法规的注意事项向中日两国政府寻求解释，并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在华日本企业。此外，若在华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受到影响，中国日本商会将向中国商务部及其他相关部门提交诉求。
从长远来看，此类出口管制措施可能会总体上影响中国产品在海外的使用。由于始终存在此类管制措施可能随时针对任何产品实施的风险，各国将有更强的动力去管理并在必要时降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问：一份蓝皮书指出，中日贸易的互补性依然显著，在“双碳”、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领域存在巨大合作潜力。但受当前中日关系低迷、地缘政治影响凸显的制约，双方应如何破除障碍，将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合作成果？
小野寺 修：我认同中日贸易互补性显著这一观点，且两国在“双碳”、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领域确实存在巨大合作潜力。
气候变化与二氧化碳减排仍是一项重大挑战，中日两国可凭借各自在可再生能源及节能技术和产品方面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数字经济领域亦是如此，两国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在银发经济领域，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远早于中国，尽管中国正快速追赶。日本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为日本市场开发和供应相关产品，这些产品也可能为中国老龄化群体做出贡献；同时，中国的部分技术也可能惠及面临进一步老龄化及劳动力减少问题的日本。
目前，两国政府间的磋商在过去几个月里似乎大幅减少。第一步应是重建相关部门之间的接触与对话，无论短期内是否能取得实际合作成果。同样重要的是，努力维持两国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及民众之间的人员往来。更多的互动将增强互信，进而可能对双边总体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问：鉴于《金融时报》中文网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你对日中关系的前景有何展望？
小野寺 修：中日两国均有各自难以调和的立场，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日两国都是由热爱和平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日本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有着黑暗的历史，日本民众从历史中吸取了深刻教训，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为全球社会做出了贡献。正如石破茂首相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所说：“在战后亚洲国家展现的宽容精神支持下，日本一直致力于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我相信中国及其人民也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尽管中国规模更大，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也更为复杂。
今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东道主。多年前，亚太经合组织制定了面向2040年的愿景，即“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布城愿景”。其核心主旨如下：
“我们的愿景是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造福我们所有人民和子孙后代。”
我想强调“和平”一词。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其他地区，和平是这种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之一。
我真诚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弥合分歧，或至少找到一种管理分歧的方式，朝着“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利关系”及“建设性稳定关系”的目标前进。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西半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在推动全球“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