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生活多年后，不少大陆移民会形成一种近乎理所当然的判断：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歧视少见，日常生活有序而可预期。这种安全感的长期存在，以至于很少有人去追问：这种环境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维系的。
在英国，很多事情之所以“运转良好”，并不是因为政府天然善意，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政治、媒体与社区力量在公共讨论中守住了一些底线。比如，仇恨言论在公共场合会被视为越界，警方和地方政府对歧视事件保持高度敏感，媒体习惯于用“公平”与“权利”去评价政策，议会在讨论规则时，会有人主动提醒：这会如何影响少数族群与移民。
这些并不写在某一条法律里，却共同构成了一层无形的“保护”。
但很多华人移民意识不到的是：这层保护并非永久。它依赖于政治态度、社会共识与公共舆论。一旦政治风向改变，这种保护不会突然消失，但会慢慢变弱。等人们察觉时，很多实际变化已经发生，再想扭转局面，为时已晚。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极右翼”（far right）这一概念的历史来源。极右翼并非当代现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已出现强调民族整体高于制度规则的思想，认为自由民主对少数群体的保护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法西斯主义曾把这种逻辑推向极端，战后被排斥出主流政治。但这种观念并未消失，而是在当代以更温和的语言重新出现：质疑移民规模，怀疑多元文化，强调“国家利益”“社会秩序”，批评制度“对少数群体过于宽松”。它不再以激烈口号出现，却能以“常识”“公平”“纳税人的负担”为名，进入主流政治讨论。
在英美社会，这种趋势看起来像是“突然出现”，实际上是长期社会变化的累积。全球化确实重塑了西方经济结构，大量产业外移，部分地区长期衰落，就业不稳定，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宏观统计或许仍显示增长，但许多普通人真实感受到的却是机会减少与生活压力增加。今年年初，特朗普大范围扭转美国过去70多年亲手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就是这种情绪在政治层面的集中体现：当越来越多选民认为全球化最终令西方社会“吃亏”，维持旧秩序的政治共识便迅速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主流政治无法用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语言解释现实，极右翼叙事提供了一个极为简单的答案：有人在抢资源。移民因此成为最容易被指认的对象。
在美国，极右翼政治已具体影响到华人。疫情期间亚裔仇恨犯罪显著上升；围绕“China Initiative”的执法争议，使华裔科研人员承受额外调查与职业风险；大学与研究机构对与中国的合作变得高度敏感；“中国威胁”成为选举与国会听证的高频语言。许多华人并未做错什么，却被卷入这种政治叙事。当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对立成为政治主轴时，普通华人可能成为“可以被误伤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马斯克对社交媒体平台的重塑以及对“觉醒文化”、移民与言论自由的持续批评，也放大了相关话语的传播，使原本边缘的观点更容易被接受与扩散。
英国的变化方式不同，但逻辑相似。街头极右翼人物如Tommy Robinson代表情绪化表达；但更关键的是政治层面的议题变化：移民规模、国家身份以及制度是否“过度保护少数群体”逐渐成为主流讨论。新极右翼政党改革党已经使这些议题进入议会层面的政策讨论。虽然不会出现明显针对华人的口号，但政策变化会首先体现在华人常见的身份上：餐饮、零售、小商户、陪读家属等。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30年，“HOPE not hate”持续关注的并非街头极端分子，而是极端情绪如何通过媒体与选举语言进入主流政治，进而影响政策环境。“HOPE not hate”是英国一家长期从事反极端主义研究、社区教育与公共政策倡议的非营利组织。其创始人Nick Lowles反复强调的，是这种从话语到政策的变化路径。
一个对华人更现实的因素是：我们是英国最沉默、政治上最没有力量的社区，没有之一。大多数华人长期专注于经济生存与发展，过好小日子，很少参与公共事务，也缺乏与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持续关系。一旦移民整体成为政治替罪羊，华人由于缺乏政治表达与组织能力，极其容易成为首批被波及、却不懂发声和自我保护的一群。
这种变化也许不会表现为明显的歧视，而是更隐蔽的现实：当规则被制定、被收紧时，很少有人会主动想到华人会受到什么影响。规则本身不会写着“针对华人”，但华人会在每一次变化中，成为最先感受到压力的群体。
因此，华人需要意识到，今天的安全感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一整套社会与政治努力的结果。现在，极右翼势力在增加，但这堵保护墙仍然存在。华人若继续把安全视为理所当然，等到墙变薄时才反应，往往为时已晚。只有与其他少数族裔移民一道，在公共事务中发声，与“HOPE not hate”这样的组织一起，共同维护这堵安全之墙，华人才能继续生活在一个安全规则仍然会把自己考虑与计算在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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