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姆奈特》拍摄的最后阶段，我们一共拍了十天。第一天就遇上了暴雨和洪水，整个场地被淹，剧组只能用抽水泵处理现场。”上周，在亮相伦敦BFI Southbank时，饰演片中莎士比亚妻子“艾格尼丝”的演员杰西•巴克利（Jessie Buckley）回忆，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真正让她感到困难的还不是天气，而是前四天她都处在完全找不到方向的状态，不知道该如何进入这个空间，该如何“着陆”。
她形容那是一种让演员感到恐惧的经验：每天收工回家，都会觉得自己“完了”。直到一天，她开车回家的路上戴上耳机，听着马克斯•里希特（Max Richter）写的音乐《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迷失，正是艾格尼丝的迷失。迷失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人性的痛苦。
这段音乐后来出现在影片结尾。当舞台上的“哈姆雷特”得到台下众人托举，那一场戏的力量更多来自身体与集体的存在感。巴克利在这一段的构建中参与了不少讨论。她说当“艾格尼丝”向台上的“哈姆雷特”伸出手来时，她意识到那一刻并非孤立发生，现场有四百个人，他们带着各自的经验进入同一个空间：“这正是我们去电影院、去剧场、去读书的原因。这些地方，是容器，让我们穿越我们甚至尚未意识到的情感。艾格尼丝通过这个故事，平息了无法言说的痛苦。”
36岁的巴克利半年前刚开始当妈，面对《哈姆奈特》意料之外的商业成功，她另一边厢在每天凌晨三点给孩子换尿布，觉得“创造本身就是一场考验”。她的记忆中，关于“在舞台上创造”的经验很早就开始了：小时候在天主教女子修道院学校读书，就活跃于舞台，主演过《西区故事》等音乐剧。她所在的爱尔兰家庭中，父母对音乐、写作和讲故事都有很深的尊重。她回忆第一次在教堂看母亲唱歌时，被那种“我可能还不明白它是什么，但它对我的生命至关重要”的感受击中，演出后，她看到陌生的观众有人落泪，“我们彼此并不认识。空气中发生了什么？”后来，父母带她去小镇会堂看另一场音乐剧，她记得空间里有一种“像蜂巢般的低声交谈”，然后整个空间突然安静下来。那两个时刻，让她确定自己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没人预料到《哈姆奈特》会拥有这样普遍的触达力，伦敦不少影评人，在形容巴克利的演技时显示出词穷。电影节放映后，人们默默走出放映厅。巴克利表示，此次合作的创作者：赵婷、保罗•麦斯卡（Paul Mescal）、艾米丽•沃森（Emily Watson），这些人她“一生中可能只会遇到一次。我也许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作品”。
《哈姆奈特》对女性生存经验的放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正是这种近乎无微不至的描写、持续而细腻的笔触，让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类型片”。意思是，它会被那些习惯从女性视角观看世界的观众自然接住，也不可避免地令部分观众感到疲惫甚至抗拒：那些被反复摊开的伤痕，那种将失去、痛楚与沉默逐一陈列的叙事方式，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情绪负担。
影片中的艾格尼丝正处在这样的凝视中心。她并未被安置在“贤妻”或“抚慰者”的位置上，而是作为一个在失去中强烈存在的人：固执、沉默、情绪封闭，对外界的理解并不作出回应。她的伤痛停留在日常动作中，在她拒绝解释、拒绝被安抚的时刻里。杰西•巴克利在访谈中形容自己理解这个角色的方式，是“呼吸她的每一秒”，亲身经历角色的人生：包括所有的伤楚、心碎与无法命名的情绪。她试图让这些情绪真实地停留在身体中，成为表演本身的一部分。
这种对“不被处理的情绪”的关注，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巴克利的表演中。她提到，在2022年的影片《女人们的谈话》（Women Talking）中，有一场戏是十几位女性坐在同一个空间里，正面直视并讨论女性早已内化的信念：我们究竟如何从已经成为自我判断一部分的束缚中解放自己？巴克利说，那是一种让她感到力量的经历，也让她理解了角色与观众之间情感的共振方式：表演不仅是个人的表达，更是与他人、与集体情绪的对话。
巴克利对角色的选择，很多也都围绕着那些“不被允许出现”的女性形象展开：那些被排除在“可被爱、可被认可”范围之外的部分自我。她曾在《野玫瑰》（Wild Rose）中饰演一个渴望成为歌手、却被家庭与现实反复拉回的年轻女性；在舞台作品中，她多次进入那些情感被压抑、必须顺从社会规范的角色内部。这些表演不断触及角色的脆弱、矛盾与隐忍，却仍在一定的约束范围内展开。
而与这些角色相比，《哈姆奈特》中的艾格尼丝则完全不再妥协。巴克利认为，艾格尼丝有自己的语言，她的存在与莎士比亚笔下的“伟大男性”并行，也与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心平行。她希望在表演中为这样的女性角色腾出空间，同时也为自己在她们之中继续成长留出空间：这意味着她不只是呈现女性的某一个切面，而是让整个角色的复杂性和生命感充分显现。
“我常对我丈夫说：我这个人很强，但也非常脆弱。”巴克利继续说：“强”并不只是坚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女人，并不意味着只有外壳。正是通过这些角色，她逐渐理解了什么是“凶猛的温柔”。在她看来，《哈姆奈特》中艾格尼丝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彼此承载、互相支撑的状态：在两人的爱与理解中，艾格尼丝内在的某些东西也逐渐被软化。
在谈到具体的表演准备时，巴克利并不太愿意使用“方法”这个词。对她来说，很多事情更接近身体层面的直觉反应，而不是可以被总结、被复制的体系。“基本上我是把口音当作音乐来听的。”她说。为一个角色做准备时，她需要反复练习、不断钻研，直到那种口音的节奏、旋律、性格，以及角色整体的气质，真正进入身体，而不是像一层外壳那样覆盖在身上。在《哈姆奈特》中，这种处理方式尤为关键。艾格尼丝的情绪很少通过语言释放，而是停留在呼吸的停顿里，在身体极细微的移动中。对巴克利来说，表演的工作并不是“表达”，而是去触碰某些东西，让它被感受到，哪怕无法被清楚地说出来。
不久前同样站在BFI Southbank舞台上的丹尼尔•戴-刘易斯，曾谈到人们往往误解“方法派表演”：那只是对他个人有效的工作方式，而不是一种普遍答案。巴克利对此颇为认同。她坦言，自己其实并不完全明白表演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她看来，演员需要做的，只是走进去，把真正从身体里出来的东西拿出来。而归根结底，“作品的世界比我们每个人都要大”。导演要把无数碎片拼合在一起，演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当某个角色、某个世界真正击中你时，你会清楚地知道：“我懂这个，我已经准备好进入这个世界了。”
也正因为如此，她一直很喜欢试镜，也并不介意失败。她说，如果能遇到一个让自己产生强烈共鸣的剧本或角色，那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彻底投入。即便最终没有得到角色，她也愿意把那段准备的时间视为一段短暂却真实的关系：“那一周，它很可能已经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
这种判断，也延伸到她对故事的兴趣上。巴克利形容自己是那种“喜鹊型”的人：容易被闪光的、零碎的、感官性的事物吸引，靠直觉而非系统性去拼贴材料。她需要画面，需要音乐，需要梦，也需要写作。当被问到如果可以选择一本书去改编并在其中扮演角色时，她提到了理查德•布劳提根的《草坪上的索布雷罗帽》。
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尘土飞扬小镇上的故事：一顶索布雷罗帽从天而降，落在房间中央。围绕着这顶帽子，镇长、他的表亲和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各自投射出权力、秩序与生存的欲望。一个完全随机的事件，最终演变成近乎末日般的冲突。与此同时，书的另一条线索，是作者本人正在经历一段私人关系的崩塌。对巴克利而言，这种在近乎宇宙尺度的荒诞与极其私密、具体的失去之间来回摆动的结构，似乎始终令她着迷。某种意义上《哈姆奈特》也是如此：在宏大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下，真正放大的是一位女性在失去中的继续存在，生命的厚度如微光穿透暗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图片：影片《哈姆奈特》剧照，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