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剑桥拿到一等学位的哲学硕士文凭后，唯一一次用到毕业证书，是在巴黎找房。为了有资格租到市区的一间9平米的阁楼合租房（当地俗称“女仆房”），我上交的材料详细得像是在找工作。
这份学历另一次派上用场的时候，则是让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由头。编辑转来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关于“剑桥硕士回国面试小学英语网课老师落选”的报道，以为我能用“物伤其类”的视角，谈谈自己的看法。
写下这篇文章时，我刚结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六个月的无偿实习，精疲力尽地搬进了租金更低的华人区——好让冬天的暖气不必成为一份需要焦虑的奢侈。我曾供稿的独立国际新闻社已正式停运，连身为资深记者的法国同事，也在失业的潮水中挣扎。
在学历内卷、人人都得到“过度教育”的时代，知识兑换成面包的汇率低得可怜。那份曾以为能改变人生的文凭——在巴黎政治大学读本科、拿奖学金在剑桥和巴黎政治大学读了两个硕士学位——到头来不过是简历上一行被HR快速扫过的字。
在与中国留学生的交谈中，我才开始知道“秋招”这个词。在缺乏职业教育的环境里，尽管我在本科时期在新闻、教育、非赢利机构中“恶补”了不少实习经历，却仍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职位里，准确来说，是在“精英世界”的什么职位里。
而被“精英摇篮”培养，日后理所当然地进入精英的世界，似乎是精英教育许诺的一张向上流动的入场券，至少一开始看起来是这样。我是在“教育改变命运”，或者说是“名校改变命运”的信条下从中国沿海的三线城市走向欧洲的。相信不少留学生，包括新闻里的那位剑桥同门，以及他们背后一路托举的家庭也不乏相似的期许。
不过，当我发现自己直到大一才知道世界上有种职业叫“金融”和“咨询”，而我的同学在上大学之前就拥有了履历丰富的领英页面，那一刻，“精英世界”的第一次向我展露出了另一面：它让我能真切地看到水晶球里的象牙塔，却从一开始就能摸到它外面罩着的那层玻璃壳。
出身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往往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关键场域。
在巴政求学时，我需要学习如何“表演”成一个精英——在社交场合喝香槟，即使性格内向也要学会和人侃侃而谈，一边上学一边“卷”实习经历......在剑桥，我需要面对的则是一个连“表演”本身都已内化为传统的系统。
大三在剑桥的那一年，我住在学院位于市中心的宿舍，走路即可去各个院系旁听我感兴趣的讲座，在一对一或二的辅导中和教授讨论德国哲学或者法国电影，24小时泡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周末可以到伦敦以比吃顿饭还便宜的价格欣赏戏剧，仿佛走入了《故园风雨后》《万物理论》里的场景。这里的拉丁语仪式、草坪与长袍，本身就是数百年文化资本的符号。我短暂地、部分地“占有”了这些符号带来的愉悦，沉浸于一种被许可的、属于“剑桥人”的审美与生活方式之中，并借此暂时超越了原生家庭的阶层坐标。至少在知识面前，人是平等的——我第一次在精英教育中找到了归属感。
但实际上，我们所携带的家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依然无声地绘制着内部的阶层地图。人与人的“区隔”被文化的荣光调和、掩盖，却从未消失，只是变得隐蔽。
其实学校里不乏和我一样来自工薪家庭的“小镇做题家”：他们会坦诚地和学院申请经济援助，能大方地承认自己不会滑雪。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剑桥辩论社的会员、12月剑桥牛津共同举办的Varsity欧洲滑雪之旅、五月舞会（Mayball）上至几百镑的门票。不过，总有几个同学住在周租堪比我月租的宿舍，去哪里都愿意花钱打车，只喝某些牌子的瓶装水，甚至也有这辈子从未上过班、不必担心自己需要“实习经历”的朋友。
英国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提早规划好要投入科研，否则一般会在本科结束后通常马上开始工作。在法国，招聘市场高度看重学生的专业背景与岗位的匹配度，而英国的毕业生并不需要选择与自己所学相关的职业，英国的“大厂”和高薪行业更看重学生的名校头衔，并不指望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在工作上应用他们大学学到的知识。
本科时我在外文系认识的朋友很多都投身了会计、审计的毕业生项目，也有朋友转入法律的转换学位（“在英国律所里能赚的可多了，不赚白不赚！”）和我一样开始读一年制硕士、又暂时没有读博打算的朋友们则笑称自己在读一个“焦虑的硕士文凭”（panic master）：因为本科毕业后无所适从，但又未做好踏入社会的准备，只好在恐慌中中再苟延残喘一年。许多同学也都承认自己还未想好毕业后的去向，也有即将毕业的朋友选择休学或者GAP。 幸运的是，我拿着全额奖学金回到本科母校读二硕，再一次延迟了踏入社会的时间。
“不必马上去求职”本身，便是一种特权，而且我们都明白自己已享有特权。
我和一个本地朋友开玩笑说，或许我读教育系之后最适合的职业是在英国当家庭教师，至少专业对口，而对方则是不以为然：“这和你的阶级（class）不符呀！”
我愕然，随后意识到，正如我在读《简爱》的时候会将自己带入女主角，而对面坐着的朋友却有着像罗彻斯特先生一样的祖先。在英国，像我这般有多国教育经历、会说多国语言并且在剑桥读书的背景，一般不会被与工薪家庭联系起来——但我无法欺骗自己的出身，正是我之前所相信读书可以“改变”的出身。即使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移民的身份也无法使我在英国拥有和本地人一样的职业选择自由，工签不仅是挡在求职者前的障碍，其背后高昂的外国人税也是企业必须要考虑的成本。
于是我笑着回答道，“如果你父母有朋友需要精通四国语言的家庭教师，记得推荐我。”
现实
在报考硕士专业时，我并没有选择外文、哲学或者历史这些在我舒适区内的专业，而是在就业考量下在教育系选择了一个听起来比较“实际”的研究型哲学硕士：知识，权力与政治。这几个词串联起我一路从中国到欧洲的心路历程。
教育系的建筑在剑桥第一个有女院长的学院Homerton，由于远离剑桥老城中心，常常被我们戏称是另一个宇宙。
我曾经就读的外文系里，同学基本上是白人，只有个位数的亚裔等少数族裔，毕竟外文系的招生标准要求学生在英语以外掌握两门欧洲语言。在这一设定下筛选出来的学生通常来自至少是中等偏上阶层的本地家庭。而教育系里的学生和学者则来自五湖四海，许多也有着“非常规”的经历：有一位教授直到30岁才开始接受大学教育，彼时她已经是一位单亲母亲；班上的同学里也不乏四十多岁的职业人士。
与这群更“接地气”的人一起在课上探讨当下的社会与教育现象、思考阶级、知识歧视、符号暴力的概念，让我也开始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当我们讨论到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其实受权力所在者的主导，看似客观的科学权威背后是几世纪的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主义，这所世界一流学府的学生也仍深陷这一现实。在当下看似民主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向权威靠近而赋予自己一定的话语权；而在仍被阶级主导的权力架构里，拥有名校头衔并不能让我直接改变命运，更不必说参与到主流知识文化的生产中。
英国的硕士学制只有一年，意味着学生们要在开学前就要准备好毕业的出路，因为博士与工作申请往往也在学期初同时开始。学业的强度也给我带来了实打实的压力。学期通常在十月初开始，而我必须在来年七月初交上论文。每个学期只有短短两个月，我不仅需要上课、做研究和写论文，还要兼职赚生活费。
每当我在下午三四点便天黑的英国冬夜走出教学楼去等公交车时，我还是会彷徨：批判理论无法兑换成面包，也无法驱散前路未卜的寒意。当我学会了用学术语言剖析“特权”，却仍在为一份能覆盖房租的工作而焦虑。斯特里克兰德的痛苦是为了月亮抛弃了六便士，而我认出了月亮，却依然被六便士绑架。一路走来所累积的文化资本，让我读懂游戏运行的规则，却没有告诉我从游戏中全身而退的路径。
可以想见，我的迷茫又会成为“文科无用论”的生动注脚；甚至招来嘲讽，“妄想靠学文科实现阶级跃迁”。
我想，被教育改变的“命运”里不仅需要物质——于是我仍在找工作、做兼职；更包含了一种自我诊断的勇气——清楚自己从哪里来，清楚生活的样貌可以何等广阔，以及我为何想要去追逐它。因为它关乎被知识本身的魅力吸引，关乎在一个几百年历史的图书馆里，发现自己的思考在先贤的文字里得到回应；也关于目睹书本和银幕上的内容随着电影节和戏剧节融入日常生活。在巴黎的文化滋养下，我渐渐放下了“读书方为人上人”的执念，自洽于“只要毕业后还可以像学生时期一样能享受文化生活、自给自足”的朴素愿望。
不放弃对广阔的向往，与其说是妄想，不如视为一种防御，让我们在收缩的时代里依然拥有定义自己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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