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台经济正陷入一个令人深思的悖论。监管部门为遏制“无序扩张”与“内卷式竞争”而不断加码的规则，其本身可能正在成为催生系统性内卷的结构性源头。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为名的密集政策，织就了一张日益严密的监管之网。它在划定边界的同时，也急剧压缩了企业的战略试错空间，抑制了企业家精神，最终塑造出一种高消耗、低创新的“锦标赛”格局。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在动态市场中，真正的垄断终将被市场的内生力量打破；而旨在“纠偏”的过度规制，反而可能扼杀这一自我更新的循环，导致竞争僵化与整体活力的耗散。
当前部分行业的内卷化竞争，深植于中国特有的宏观治理模式。其中，“方向引导”的产业政策与“边界设定”的强监管体系，共同构成了形塑竞争的双重驱动。二者形成的“引导-约束”闭环，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系统性地埋下了内卷的种子。产业政策的作用已多有讨论，而强监管作为直接、日常且深刻地重塑企业行为的“边界设定”机制，其具体影响亟待厘清。它通过不断完备的法规与标准，为市场划定了动态调整的“跑道”与“护栏”。这本质上是风险管控与社会利益的再平衡。然而，规则越明确、执行越严格，企业行为的可预期边界就越清晰，红线之外的“模糊地带”也事实上成为“法无规定不可为”的禁区。正是这一“引导-约束”闭环，构成了当下平台企业乃至更广泛市场主体所面临的最具决定性的制度环境。
一、日益致密的规制网格
自2021年反垄断监管强化以来，针对平台经济的规制呈现出常态化、精细化与扩展化趋势。据统计，2023年至今，相关部门围绕反垄断、不正当竞争、劳动者权益等议题发布的各类文件与信号已超过120份，形成了一股密集的“监管洪流”。这套复杂且动态调整的规则体系，正从多个维度收紧企业的行动框架：
反垄断的逻辑已从行为约束转向结构预防。监管视野超越了“二选一”等显性行为，深入算法共谋、数据垄断等隐蔽环节。其焦点也从商品市场，延伸至数据、技术等关键要素市场。未达申报标准但可能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已被纳入主动调查范围。这标志着监管的核心逻辑，从事后规制“滥用”，转向事前防范“支配”。
监管开始直接定义何为“良性”竞争。通过明确反对“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监管之手直接介入促销、定价、流量分配等企业核心竞争行为。其意图是将竞争导向“质量与服务”。这实际上是将“良性”与“恶性”竞争的评判界限大幅前移，显著压缩了企业自主选择竞争策略的空间。
全覆盖合规网络正在形成。依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数据安全、算法应用、金融业务、广告营销、劳动者权益等各环节，均被纳入多部门的监管范畴。任何业务调整都可能触及多重合规要求，这无形中显著抬高了创新的复杂性、门槛与试错成本。
监管压力被转化为企业的内生负担。通过常态化约谈、巡检、报告制度以及内部合规框架要求，风险防控的主体责任被实质性转移给企业。这迫使企业大幅扩充合规与政府事务团队，在业务流程中嵌入大量审查节点，导致合规成本激增，决策速度延缓。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高强度、高密度的规制正在产生深刻的“非预期后果”：刚性的边界系统性地压缩了企业的战略探索空间。在红线明确、处罚严厉的领域，企业普遍采取“合规优先”的保守策略。它们只能局限于已获认可的商业模式内进行微创新，而对那些可能触及红线、颠覆性的根本探索望而却步。
二、镣铐下的舞蹈：竞争窄化与创新“管道化”
强监管设定的刚性边界，在明确“负面清单”的同时，也系统性地收窄了企业战略探索的合法空间。其核心后果，是催生出两种相互关联的演化路径：创新的“管道化”与竞争的“锦标赛化”。
当战略试错空间被压缩，所有研发与商业尝试都被迫纳入一个由政策指引与合规红线共同划定的“安全管道”内。企业家精神中“承担不确定性”的核心，逐渐被“规避风险”的生存理性所取代。资源只能在这有限的方向上进行高强度投入。竞争的焦点，从探索方向的多样性，彻底转向相同赛道上的投入强度与执行精度。这构成了创新同质化最深刻的基础。
当所有参与者遵循同一套动态规则、竞逐同一组被政策推崇的目标（如规模、专利数、社会责任评分）时，市场竞争便异化为一场高消耗、低差异的“锦标赛”。其典型特征是边际效益递减、退出壁垒高企。个体陷入过度投入却难以形成实质性差异的囚徒困境，系统活力在内部过度精细化竞争中耗散。
这正是监管带来的悖论：本意为遏制“恶性竞争”的规则，在实践中却铸造了一个高壁垒、同质化、低风险偏好的竞争生态。企业看似仍在激烈竞技，实则每一步都需衡量镣铐的重量与声响。竞争日益演变为在限定动作内，比拼谁更隐忍、更精准、更少犯错。
三、治理的“不可能三角”：效率、安全与活力的悖论
当下的内卷化竞争，并非单纯的市场失灵。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引导-约束”型治理模式在追求多重目标时产生的结构性矛盾。该模式虽在“集中效率”与“风险管控”上成效显著，却在激发“分散探索活力”上存在深刻张力，形成了一个难以兼顾的“不可能三角”。
首先，集中效率与分散探索之间存在悖论。产业政策依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旨在提升资源动员与配置的效率。然而，颠覆性创新往往源于分散、自下而上且高度不确定的探索，它无法被精准规划。当资源被强力导向少数“正确”赛道，其他方向的试错性活动便会因失血而萎缩，长期将削弱经济系统的多样性与韧性。
其次，风险管控与创新冒险之间存在悖论。强监管遵循“预防性逻辑”，旨在预见并排除一切风险。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冒险性逻辑”，即承担不确定性、挑战既有规则以创造新价值。当监管边界过于严密、刚性和前置时，它不仅在阻止“坏”的冒险，也无形中极大提高了“好”的冒险（探索未知模式）的成本。企业家被迫从“风险承担者”退化为“规则遵循者”，创新的锐气由此消磨。
最后，清晰预期与未来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悖论。治理体系试图通过稳定、清晰的政策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可预测的环境。但真正的技术前沿与未来市场充满根本性的“奈特式不确定性”，无法被现有认知完全界定。用精细的产业目录与规则去“定义未来”，实则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强行纳入当前的认知框架，可能导致集体的认知锁闭与路径依赖，从而错失范式转换的机遇。
上述悖论表明，内卷与创新乏力系同出一源。内卷是规则约束下扭曲的、低质量的过度竞争；创新乏力是探索方向被高度约束后的同质化投入。治理的深层困境在于，其追求效率与稳定的努力，正在系统性地抑制经济系统演化所必需的分散活力与不确定性。
四、动态市场遭遇静态规制
本文的核心论辩在于：现行强监管范式在试图根治“市场垄断”与“内卷”时，可能陷入一个根本性误区——即低估乃至替代了市场内生的、动态的破除垄断与自我更新的能力。经济史反复印证，在相对开放的市场上，任何由创新建立的优势地位本质上都是脆弱的、暂时的。
市场的魔力在于“创造性毁灭”。昨日巨头常被今日的颠覆者瓦解，而明日的挑战必源于今日的边缘。从IBM到微软，再到谷歌与电商平台，垄断利润本身如同高悬的灯塔，持续吸引着新的企业家与资本，以更优的技术、更低的成本、更好的体验前来挑战。这是一个动态循环、持续再造的过程，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核心源泉。
然而，强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规制主义下的“静态规制”思维来应对“动态市场”过程。它基于对某一时点市场结构的静态快照，预设这种结构将长期固化并带来危害，从而试图通过外部干预重塑结构或约束行为。这种思维面临双重困境：
其一，规制必然滞后，可能扼杀未来创新。监管规则基于对已发生行为的观察与抽象，而突破性创新恰恰意味着打破过去、探索未知。用基于过去经验形成的规则，去评判和框定面向未来的探索，极易产生误判，扼杀那些尚未被现有认知所包容的萌芽；
其二，可能抑制市场上最重要的竞争源泉。通过严格约束最具资源与冒险精神的头部平台，反而可能削弱了最有可能引发下一轮“创造性毁灭”的关键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现有的竞争者，却可能窒息了未来的竞争本身。
当规制过深、过细、过前置地介入市场过程，试图替代市场完成“破垄”任务时，它可能非但未能根治问题，反而冻结了市场自我更新的动态机制。企业家的注意力从“如何创造新价值以颠覆旧格局”，全面转向“如何在既定框架内满足合规要求”。市场竞争由此从一场面向未来的、无限的探索，退化为一场在既定边界内、戴着镣铐起舞的有限游戏。效率的普遍放缓与创新的系统趋同，便成为这种游戏规则下难以避免的结构性结局。
结论：迈向“引导-约束-容错”的动态治理
2021年以来的平台经济强监管，以高密度、高刚性的“边界设定”为核心，正产生深远的非预期后果：企业战略空间被系统收窄，企业家精神从“冒险创造”转向“合规避险”，竞争环境日益导向同质化深耕，而抑制颠覆性探索。这不仅未能消除内卷，反而通过创新的“管道化”与竞争的“锦标赛化”，在结构上固化了内卷。
问题的理论根源在于，现行规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垄断的静态结构”与“市场竞争的动态过程”。它试图以静态、外生的规则，去替代市场内生的、依靠分散探索与创造性毁灭实现的动态破垄循环。历史表明，真正持久有害的垄断往往源于行政壁垒，而非市场竞争的结果。市场形成的垄断，终将由市场打破。
因此，超越内卷的治理之道，不在于继续加厚监管的“镣铐”或更精细地规划“跑道”。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治理模式从“引导-约束”的二元闭环，向“引导-约束-容错”的三元动态生态系统演进。
这就要求：在“引导”上增强开放性，为“分散探索”留出必要的制度空间；在“约束”上追求敏捷与精准，区分“底线监管”与“过程干预”，避免“预防性逻辑”过早地抑制“冒险性逻辑”。
最关键的一步，在于系统性构建“容错”机制。在法律层面，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确立对创新失败更为宽容的制度安排；在金融层面，健全支持早期、高风险创新的资本生态；在社会与治理文化层面，培育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氛围，并为企业在遵守底线红线的前提下，留出一定的“自主探索区”。
监管的终极目标，应从“塑造一个无垄断、无内卷、静态平衡的市场结构”，转向“培育一个能持续孕育、接纳并消化颠覆性创新的动态竞争生态”。只有在秩序与活力之间、在边界与空间之间找到动态平衡，中国经济才能走出“戴着镣铐内卷”的增长焦虑，重归通过持续的知识发现与创造性毁灭来创造价值的健康轨道。这并非放松监管，而是追求一种更智慧、更具前瞻性的治理艺术。
（注：翁一，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