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式”竞争，作为一种低效率的不公平竞争，让不少行业、企业深受其害，也影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各层面都正在展开治理。
内卷的来源之一，当然是供大于求。不过有知名学者认为，中国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冗余。中国经济因为有“高冗余”而更加安全，还可用这些冗余的产能规模，去获得更多的技术路径，产生更多的技术经验，更多的技术创新。这位学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波音飞机上有多套安全系统，这种冗余是安全的保障。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企业内部，或一套设备内部的安全冗余措施，是不能和经济系统的过剩产能相提并论的。
这就像企业内部的经营必然有计划，这种计划是必然的。但这不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用计划来调配资源也是高效的。所以，不能用企业内部的计划来作为计划经济合理性的证据。这里发生质变的关键一跃是科斯的产权定理。不同的信息透明度、交易成本，决定了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交流信息、调配资源。所以，简单地从飞机、企业，外推到整个经济系统，在逻辑上是不合格的。
对于一架大型飞机，当然需要冗余的安全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在短期，在发生危险的那一刻，是刚性的、不可变的，所以必须配备完整的备份，平时闲置，然后在需要的“那一瞬间”接替失效的系统。所以，对于一架飞机来说，冗余就是安全。
但是，对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瞬间”。经济体面对的变化都是缓慢的，并不存在一瞬间的崩溃，也无需一瞬间的转向。经济政策，从来也不需要一瞬间的补位。
当经济体因为市场需求，需要在某些行业加大投入的时候，行业利润升高，资金、劳动力、技术自然会投向这个行业。这必然是一个以数年计的过程，市场有足够时间反应。即便经济体出于一些非市场的因素，需要在某些行业加大投入，这也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行政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调配资源。所以，经济系统并不需要一个完全闲置的备份。
在此时刻之前，这些劳动力、资金，完全可以放在一个更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去创造财富，并在高效运行中，进行技术创新。这些财富和技术创新，在整个产业转向的时候，也能发挥作用。
相反，如果将这些要素，放在过剩的产业中，处于冗余状态，必然是低效运行。这会损失财富，拉低经济增长，最终，不仅不利于所谓的进行生产力备份的过剩产业，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会因为过度的、无效的投资，形成风险。
这种备份也不会带来额外的创新，因为只有在运行中的劳动力、技术、资金，才能实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来源在于循环，而非规模。一个停止的规模，是无法产生创新的，只有销售——利润——研发——再销售，才能产生创新。是一个倒闭的公司能产生更多技术创新，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公司能产生更多技术创新呢？答案不言而喻。这就像失业不能刺激产业升级，给技术人员少发奖金，让他们处于半失业状态，并不能刺激他们创新一样直白。
所以，不难发现，出现这种荒谬结论，是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冗余和规模。规模效应，是经济学上明确的现象，但这并不能用来论证，也从来没有所谓的“冗余效应”
所谓冗余，就是在给定同一经济规模的前提下，一部分要素，处于低效运行状态，没有发挥本该发挥的作用。这在机会成本上是不划算的。
产业政策也有机会成本。产业政策的机会成本，本质是资源稀缺性下的取舍代价——政府将有限的财政、土地、信贷、行政资源定向投入某一产业、企业或领域时，所放弃的把这些资源投向其他备选领域（其他产业、市场自主配置、民生公共服务等）所能获得的最大潜在收益。
强干预型产业政策（如直接补贴、行政准入限制）会扭曲市场信号，挤占市场自主筛选、优胜劣汰的空间，损失“市场最优配置收益”。比如，当政府兜底某新能源车企亏损，让本该被市场淘汰的低效企业存活，挤占了优质车企的市场份额和资源，导致产业整体效率低下——市场本可通过竞争筛选出最具创新力的企业，这部分效率损失就是机会成本。而且，也会损失，这部分要素在其他行业所能创造的财富，所获得的技术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会说：“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因为人工智能、新能源车上的冗余产能，并不能促使这些行业获得更多的技术路径，获得更多的技术创新，反而会损害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进而在整体上损害经济发展。
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如果一国可以实现90%的就业率，但故意保持45%的就业率。这种冗余，并不能实现劳动力备份。这些劳动力是被完全闲置了的，并没有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生产—收入—消费”的作用。
如果把这些劳动力投入到其他产业中，而不是冗余下来，对整个经济肯定是更好的。45%的就业人口，平时完全可以市场化的配置到各个行业，高效地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在“生产—收入——消费”中常创造财富。
说得更具体一些，本来应该在旅游业、服务业、制造摩托车、制造电瓶车行业的工人，全部都投入到了光伏、新能源车行业，拿着半失业的状态的工资。不如让这些工人，就在旅游业、服务员、摩托车行业，拿全部工资。这不但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而且能反过来刺激消费，最终，反而是有利于光伏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哪怕推到极致，在最危急的时候，需要这45%的人，立刻从其他行业脱离，投入到急需的行业。这也不意味着，在平时就应该让这45%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对于劳动力要素是如此，对于资本要素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需要为疫情备份一套为十亿人生产口罩、呼吸机、ICU病床的系统吗？并不需要。也没有任何国家会这么做。一旦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就可以在一两个月内，把那些生产机床的、化工原料的生产线，全部投入到生产口罩中。
实际上，在所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政治变化中，大规模疫情，已经是最迅速的变化：即在完全没有意料的情况下，在一个月内发展成为影响全局的状态。如果疫情都不需要如此准备，还有什么其他情况，需要通过闲置生产力来备份呢？
这种产业冗余有利于安全，有利于创新的观点，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一哄而上，然而，不断投入救助，提供了理论背书，无助于治理内卷，既不能提高安全，也不能刺激创新。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