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我在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赫（Kermanshah）去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墓，在里面看到一个人正在给一个石棺上刻的字填刷金色颜料。他抬起头的时候，我跟他搭话。他站起来，很友好地微笑着跟我说话。这个人看上去刚过50岁，样子很体面，像一个公务员或专业人士。他说葬在这里的是他妈妈，他经常来看她。我问：“你是不是相信会在另一个世界跟她重逢？”他黯然说到：“不。我们在这个国家都活得太苦、太悲伤了。我不想把悲伤带给她。”
到科尔曼沙赫时，我在这个国家近一个月的旅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的行程从德黑兰一路往南、再往西往北，经过卡尚、伊斯法罕、亚兹德、设拉子、舒什塔尔、苏萨、霍拉马巴德、克尔曼沙赫和哈马丹，最后回到德黑兰。在跟当地人的交谈中，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不止一次听人跟我说类似“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我很想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话。伊朗政府对外部信息的管控并没有我想像的严格。很多当地人很清楚，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同样富有石油的邻近国家比有云泥之别。一部分原因是美国领头的经济制裁，更重要的原因是神权当局把军事和意识形态放在远高于经济和民生的地位上，而且对任何他们认为危及他们极权统治的人进行残酷镇压。
没想到，我在科尔曼沙赫遇到的那位男子的悲伤，不久就在的别的伊朗人那里转成了愤怒的行动。从12月月底开始，大规模的抗议从德黑兰的大巴扎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并演变为暴力冲突。1月5日，我跟伊斯法罕的伊朗朋友通了话，他说互联网上的信息把抗议的规模夸大了。但1月9日就有报道说政府关掉了互联网，我再给他发信息，就一直显示未达到他了。
伊朗民众困顿的生活
用民生凋弊这四个字来形容伊朗人民的生活再确切不过了，人们看上去都是在努力挣扎着把日子过下去。在我的旅行中，一路上无论是高速公路边还是在城市内的路边，都经常能看到一个接一个用各种车贩买水果蔬菜的人们，价格极为便宜。在德黑兰的地铁上，人们也在卖各种东西，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卖口香糖，大人卖耳机、眼镜、清洁剂、电池以及各种你想不到的东西。
德黑兰地铁上买袜子的男人。（作者摄）经济学家估计伊朗去年平均的工资水平为每月人民币1500-2000元。2021年以来，伊朗的年通货膨胀一直在30%以上，去年更是高达50%。伊朗货币里亚尔相对其他货币的贬值速度更是惊人。我在的时候，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在100万换一美元，没想到我离开不到一个月就贬到150万换一美元。这成为伊朗这一轮抗议和冲突的导火索。
为尽量减少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贫穷的伊朗人囤东西，中产以上的一旦拿到钱，就迅速买他们认为保值的东西：汽车、房子、黄金、美元或欧元。在大城市，都有整条街的外汇黑市，成群的当地人走来走去，用带口音的英语嘟囔着dollar、dollar，看见我这样的外国人肯定要提高嗓门。
伊斯法罕市中心的外汇黑市一条街。（作者摄）贫穷也反映在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外观上。伊朗整体的样貌跟中国1990年前后接近。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这个国家有不少遗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但好几个这样的遗址维护设施和水准非常之差。舒什塔尔有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大流士时代的水利工程，比中国的都江堰都要早，而且规模、复杂程度都超过都江堰。它利用地形，建造了包括大坝、水渠、桥梁、瀑布和磨坊的一整套系统，极具巧思。可是这个遗址的维护设施已经破旧不堪，周遭环境又脏又乱。
2022年，德黑兰的所谓“道德警察”因为一位年轻女性未戴头巾将她殴打致死，这引起了持续了三个多月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抗议开始时是关于警察的暴力，后来成为对国家整体状况的不满情绪的发泄。而这次的抗议完全是来自对困顿生活的不满和对无望未来的悲愤。
放松的社会管制
实际上，伊朗政府已经大大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 到这里之前，我头脑中的伊朗是这样的：做为一个严格的伊斯兰教国家，酒是全面禁止的；同性恋被发现是要被石头砸死的。至于女性的头巾，虽然2022-2023年有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头巾法的抗议，但抗议消退之后，“风纪警察”卷土重来，迫使女性们重新戴起围巾。等我到了伊朗，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在伊朗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经常能看到各种提醒女性戴围巾的招贴画和标语，甚至有的女厕所标志也戴个头巾。可是，在我到过的伊朗所有地方，我都看到了一些完全不戴头巾的女性，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戴头巾的人戴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把头发全遮住的，有半遮的，有仅围住脖子的，有只搭在肩上的。在设拉子的卡里姆汗城堡，我甚至看见一个姑娘带着一个很小的头巾，上面满是骷髅图案。我赶紧让我的伊朗朋友去观察，看她们是不是伊朗人，朋友说是。这不是头巾，是挑衅。在德黑兰，我的印象是至少一半年轻女性完全不戴头巾。
刚到德黑兰，去一个伊朗朋友家吃饭，他问我喝酒不喝，我说，不是禁酒吗？他轻松地告诉我，大家都喝。有偷偷生产的小作坊，产出的酒虽然质量不怎么好，但聊胜于无。有钱人则会买从土耳其、伊拉克等喝酒合法的国家走私进来的外国酒。
在伊斯法罕，一位男同性恋者告诉我，虽然同性性行为是犯罪，但是只要你保持低调，就没人管你。很多人在欧美国家的同性恋社交软件和聊天软件电报（Telegram）的群聊里面互相认识。在德黑兰，一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公园已经成了男同性恋者的天下，像以前北京的东单公园一样。里面竟然还有两个画着浓妆的跨性别者旁若无人地走来走去，时不时跟坐在长凳上的人调笑几句。这比前面那位跟我说“只要低调就没事儿”的人说的张扬多了。
尤其有趣的是，这个小公园有一个侧边紧靠着一条竖立着许多雕像的大街，那些雕像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伊朗历次对外战争中死去的烈士们。
效果存疑的军国主义宣传
我到过的所有伊朗城市的最主要的大街上，男人们的形象无处不在，最经常出现的当然是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和当今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有名有姓的女性几乎没有。除了这两位之外，就是以各种方式在街道两侧或中间隔离带的政府歌颂的烈士的像，有画像、有照片、有墙画，还有跟古兰经引语交替出现的电子屏幕化的形象。
德黑兰街上的“烈士”像。（作者摄）巴勒斯坦广场是德黑兰市内几条交通要道的交叉点，在这个路口边有一幅我此生见过的最大的宣传画，上面是伊朗勇士们打败敌人的场面，敌人都背对观众，跪倒在伊朗将军和士兵们面前。当地人说，画中空白处的标语经常更换，但永远都是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在德黑兰一个地铁站约100米的通道里，是整整一个通道的各种反美宣传画。
显然，这仍然是一个希望用军国主义团结、动员国民的国家。但这样的动员是否有效让人怀疑。我问当地人这些烈士的画像是否还能感动他们，有的人顾左右而言他，有的说：看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了。
我在伊斯法罕的时候，恰好赶上当地纪念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46周年的游行。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冲进美国使馆，劫持了66名人质，这些人到到1981年初才全部获释，从此，伊美两国彻底交恶。当天的游行者大部分都是中学生，不过他们看上去没什么激情，好像是不参加不行，就是出来走走。队伍中的扩音器喊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之类的口号，学生们也没什么人跟着喊。
可口可乐、Instagram和苹果手机在伊朗
因伊朗核问题，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对伊经济制裁措施，伊朗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越来越受限制。2012年，伊朗的石油出口被禁止，金融系统被排除在国际支付体系SWIFT之外，这让伊朗的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
但伊朗政府无意彻底禁绝美国的东西。受惠于制裁之前签署的协议，伊朗公司可以继续生产、销售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而伊朗人开的仿冒麦当劳、必胜客、赛百味等美国品牌的餐馆，伊朗政府也允许它们存在。
最有趣的例子是Instagram和苹果手机。Instagram简直是伊朗最流行的社交软件，似乎每个用智能手机的人都有一个instagram账号，很多店家都把自己的instagram账号和二维码印在口门的招牌上，跟我聊天的年轻人很多都主动要加我的instagram。
伊朗政府一度禁止一切苹果产品进口，但一直有从第三国偷运进来的苹果手机，伊朗人也会在去国外旅行时买iPhone，这样获得的手机几乎一直被允许入网。政府曾试图禁绝苹果时，但那时iPhone已经无处不在，并成为中产和和生意人重要的工具。而且，政府的技术力量也做不到完全禁绝。所以伊朗政府在2018年出台了一个手机登记制度，登记的手机才能入网。这个登记费价格不菲，一般是苹果手机价格的20%，由此政府又意外地获得一笔收入。2023年，政府更是让从第三国进口的新型苹果手机合法化。
有一种解释是，政府容忍这些美国事物是他们很明白这个国家的经济困境，所以决定允许这些能够维持经济活动的事物存在。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这个神权政府的权威已经相当弱化，当局对民众的苦痛和不满心知肚明，不得不进行退让。但是，他们又不能放弃他们一贯高调宣扬的清教信条和反美立场。这让他们自己显得更加虚伪而虚弱。
伊朗人的反美情绪
像在委内瑞拉一样，很多伊朗人反对伊朗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对美国有好感。在西方媒体的叙述中，美伊交恶是从1979年在反西方、反道德堕落口号号召下的伊斯兰革命开始的。实际上，伊朗人对美国的仇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伊朗的政权是君主立宪体制，民选的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深受人民爱戴。但在他试图把英国人控制的石油资源国有化时，英国联合美国推翻了他的政府，让国王掌权以维护西方利益。这件事仍然存在于伊朗人的集体记忆里面。
可是，美国在伊朗当前动荡的局面下会如何行动还未可知，就像这个国家的前途一样。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