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中，什么行为算是不可接受的 “炫富”？或者说，炫多少钱能激发人们的反感？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却比我们想象的更能揭露时代的真相。在一个经济下行的时代，人们对于别人有钱的容忍度，似乎也在降低。
哭穷的明星
2026 年新年，有两个关于钱的故事，不约而同成为新闻热搜。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演员闫学晶。在 12 月 29 日的直播间里，她哭起了穷。她算了一笔账，儿子儿媳在北京，年收入不到 40 万，“一年没百八十万根本无法运转”、“几十万一年在北京根本不够花”。
对此舆论产生分化，一边是愤怒的声讨，觉得她在炫耀，也就是所谓的 “凡尔赛”；另一边也有一些辩护的声音，“她说的是实话”“不了解情况就别乱喷”。此后，她在商业合作、账号权限、舆论口碑等方面遭遇多重打击，官媒点名批评，抖音、快手账号被禁止关注，商业代言面临解约与追责。哪怕她后续道歉，也似乎无法挽回这次舆情危机。
一年几十万，在中国到底算什么水平？先看一组数据：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 2022 调查，中国有 6 亿人月收入不足 1000 元，月收入 2000 元以下的人口达到 7.2 亿，月收入 5000 元以下的人口高达 13.28 亿，占总人口的 94.87%。
结合其他数据来看，若以全体居民为统计口径，月收入过万的群体占比约 1.5%-2%；若聚焦就业人口，这一比例约 4%-6%；即使仅统计城镇就业人口，也仅约 8%-10%。可见月入过万放在多数城市，都属于少数群体。这是中国收入的真相。以前觉得月薪过万普普通通，现在知道是百里挑一。对多数人而言，“几十万一年”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从这个意义而言，闫学晶所言让不少人生气、破防可以理解，这暴露了她对于真实世界的缺乏感知与共情。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闫学晶说的完全可能不是在炫耀，她的哭穷确实代表了某种心里话。
闫学晶我以前不认识，但是看着脸熟，起码说明了她的知名度。演员行业的收入分配，比 “二八定律” 更极端：1% 的头部演员往往能攫取 80% 甚至更多的行业利润。前些年，流量演员电视剧单集片酬就有 208 万，非一线的演员也可以轻松买下一线城市四五千万的豪宅，更不用说各种商务活动和投资业务带来的收益。
可以想象，在闫学晶所处的圈子和认知中，一年几十万确实不算多。出席一次活动，不说一身置装费，单是找化妆师可能就需要五位数的开销。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小演员控诉收入微薄，甚至没法支付北漂群租房的租金，境遇比闫学晶的儿子要惨很多。
闫学晶之所以引发争议，还因为她过去塑造的影视角色多是贴近生活的朴实女性，如今的发言却让不少人觉得她脱离现实、不接地气。这次闫学晶出问题，不在于她说的内容，更在于她缺乏边界感：家中的私事，本不应该在公共场所过度分享。当然，这种分享本身就是基于直播的特点，不少主播会通过这种看似亲密的家长里短分享来赢得观众信任，从而获得更多流量与商业回报。流量是蜜糖，但可能也会带来反噬。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超一个普通的明星言论，它触碰到了当下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 阶层分化与认知鸿沟。
几十万在一线够花吗？
如果不是明星，而是一个中产阶级，在一线城市生活一年开支多少才算合适？几十万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到底够不够？答案是：够，也不够。
在社交媒体上，年末很流行晒家庭支出。坦白说，几十万的年支出并不是小数目。我在公号 econhomo 做了一个小范围投票，问题是 “你觉得几十万在一线够花吗”。24 小时内有接近 300 人参与投票，选 “不够” 的大概有 42%，选 “完全够了” 的有 40%，剩下的人选了 “不知道”。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也能看出一个人的阶层和思维方式。多年来，我在观察中国经济的过程中，最大的困惑不是弄明白经济走势，而是理解不同阶层对同一个数字的截然不同的反应。实话有时候并不好听，有的情况比大家想得好，有的情况比大家想的糟。就像公号 “徐瑾经济人” 的一条读者评论所说：“其实是生活圈层的信息阻塞 —— 你吃饱了饭，不能默认大家都不饿肚子；你饿着肚子，不能默认大家都饥肠辘辘。都是现实，却都片面。”
哪怕不在明星圈子，如果你是一个中产，在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也并不便宜。假设在热门市区租一套房子或者还一笔房贷，孩子读一所私立学校，再多上几个补习班，妻子想在家全职两年，或者雇一个住家阿姨，几十万的年收入眨眼间可能就消耗殆尽。这还没算上日常生活开销、医疗保险费用、父母赡养开支和应急储备金，如果再加上这些项目，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维持体面生活，年支出轻松就能突破 100 万。
所以，几十万够吗？可能不太够。你可能会说，那就降低生活标准啊 —— 搬到五环外居住，孩子转去公立学校就读，衣服买平价款式，社交活动能省就省。
理论上可以，但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而是身份降级。每个人活着的标准不同，消费存在棘轮效应，简单说就是消费水平升高容易，降低却很难。你可能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奢侈，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些都是维持身份的必要刚性支出。软阶层的不少消费，并非为了满足基础需求，而是为了维系自身的阶层身份认同。有时候，你不在一个圈层，就等于失去了相应的社会存在感。
这就是软阶层乃至很多阶层的囚徒困境：上不去，也下不来。但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象：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条看不见的 “斩杀线”，对中产而言可能是一年几十万的支出门槛，对毕业生而言可能就是年薪 20 万的分界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斩杀线
最近 “斩杀线” 这个话题很火。“斩杀线” 本来是游戏术语，指大 boss 血量低于某个阈值时会被一击必杀。现在这个词被用来形容社会语境中，个体财务和生存状况跌破临界值后，引发环环相扣的系统性清算，最终跌入社会性死亡的不可逆链条。
不少中文自媒体用了一些难辨真假的极端案例，来说明斩杀线在美国的真实存在。比如有人遇到摔倒、车祸等紧急情况，即便救护车来了也会拒绝 —— 怕支付不起救护车费用，后续的医疗费用会更加沉重，为此不得不请假，甚至失去工作，然后付不起房租，失去固定住所，进而无法再找到工作，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直至社会性死亡。
再比如，一次风险事件会触发房贷、保险、车税等刚性长期支出，如果个人没太多储蓄，就可能触及 “斩杀线”。有人援引数据显示，37% 的美国人拿不出 400 美元应急金，这些人构成了 “斩杀线” 链条的潜在群体。整个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连续崩盘。
对于 “斩杀线” 这个概念，我不少做专业新闻的朋友都嗤之以鼻，觉得不少自媒体的案例从源头就可能是虚假的。但是，从更大的图景来看，比起具体案例的微观真实，更值得思考的是人们对于这些案例的关注和热情。从常识判断，“假作真时真亦假”，个别案例的真实性或许存疑，但这些案例所折射的社会心态，却有着真实的现实基础。
斩杀线的概念，和著名的爱丽丝线（Alice Threshold）有些相关。爱丽丝线是衡量美国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关键阈值，核心是 “资产有限、收入受限但有工作”（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家庭标准，这类家庭收入高于联邦贫困线，却不足以覆盖本地基本生活成本，抗风险能力极低。
确实，美国中产这些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这就像我在《软阶层》一书所言，软阶层的困境是全球性的，甚至在欧美国家先行一步。和一些在美国生活的朋友聊起，不少人都觉得收入在增加的同时，生活成本也在同步提升。在衣食住行方面，上海在中国已算成本较高的城市，有人粗略估算美国的生活成本大约是上海的 3 倍，随便吃一顿中餐，都越来越难找到便宜的选择。
因此，斩杀线的流行，并不是完全没有社会基础。斩杀线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考虑到毒品等社会问题的影响，美国的中下阶层确实压力不小。如果完全是美国底层，还能享受社会福利，不工作也能领免费食物、生孩子有相应补贴；但你要是想做个努力买房的中下层中产，生活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美国一些白人群体很早就有了相关的困境写照，在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之前，经典美剧《无耻之徒》就刻画了底层白人的生存挣扎，里面有几句犀利的台词：“在这个国家，你有两种选择：要么聪明，要么有钱。如果两样都没有，只能认命。”“我们这种人就像垃圾，系统总想把我们扫到角落里。”“贫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诅咒，并且诅咒是可以传递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往往上限高、下限也有托底，毕竟救济福利摆在那里；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区域、群体的收入下限存在差异，毕竟有很多中小城市和广袤农村作为缓冲。按照不少中文大 V 的说法，在美国，你要是个底层民众，一次大病、一次意外、一次天灾，就可能让你的生活流离失所。说到底，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遭遇意外后还能把生活顺利继续下去，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正因为如此，进行国际对比时，要考虑正确的对标对象。不能直接拿美国的 “斩杀线” 对比中国的中产。坦白说，中国的中下阶层，很多是隐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群体，是月收入不到 1000 元的六亿人，而不是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中产。甚至我在《软阶层》里讨论的群体，也不是真正的中下阶层，更准确的关注对象是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带，比如河北那些没有能力交供暖费的老人。
斩杀线之类的新闻，是一个很好的常识检测器，能检测你对这种争议性很大的事情有没有基本判断，让你看到一个事情可能存在的不同面目。
斩杀线的降低
比起闫学晶，2025年末有个应届生的遭遇也令人唏嘘。
两人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不无类似。这个应届生晒出了自己的年薪，却引来举报，最终丢了工作。那么他究竟晒了多少钱？截图显示是 20 万出头的年收入，只是不小心露出了公司名字。据说他不仅账号被销号，甚至连工作都丢了。
如何看待这两件事？与其评价两人行为的具体对错，不如把它们当作衡量社会心态的温度计 —— 如今大众对于谈钱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敏感。以前网红炫富，好像没有近亿豪宅，都不会引发太多关注；而一般人晒工资，在某些社交媒体上，低于年薪百万好像都拿不出手。上次晒工资引发广泛关注，还是 2022 年某证券公司交易员 8.25 万的月薪，或者 2023 年某海外对冲基金交易员晒出的 2350 万美元年薪。
如今，从闫学晶到应届生被举报，炫富的门槛似乎进一步被拉低。这似乎说明，随着经济下行，大家对于炫富的容忍阈值也更低。对这两人的行为你可以不认同，甚至可以说愚蠢，但是多一点宽容，又如何？我们可以批评某些行为，可以质疑消费观，但不应该简单地进行道德审判。因为在当下的制度框架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条看不见的 “斩杀线”。斩杀线也许无处不在，跌破这条线，意味着身份的全面坍塌。但是这条线的位置，对每个人的意义完全不同。人和人的阶层之间存在壁垒，人和人对斩杀线甚至收入的看法，也存在天壤之别。
收入是最敏感的话题，而且也很难实现平等。按照学者塔勒布的 “极端斯坦” 理论，收入分布正属于典型的极端斯坦范畴 —— 个体能够对整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极端斯坦能够制造黑天鹅现象，少数个体或少数时间可以对全局产生巨大影响。
最简单的案例就是，看社会上随机一群人的收入，如果不平等情况很严重，就会使得平均数和人们的真实感受存在差距。比如富翁往往会拉高平均收入，导致很多人 “被平均”，也造成了平均收入偏高的错觉。类似地，这也是为什么一谈到平均工资，大家总感觉自己拖了后腿，同时又觉得社交媒体上似乎年薪百万是件很寻常的事。
就像中国人最喜欢谈论的 “财务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真正的财务自由，其实是身份自由，也是消费自由 —— 你所拥有的，比你需要的多 1 块钱，就是自由。可惜，财富如同海水，越饮越渴，人心也是如此。
但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 “软阶层”，当中产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个社会会走向何方？
个人焦虑的背后，也是大时代的转向。当时代无法提供稳定的上升通道和安全的生存空间时，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拼命抓住那根救命稻草。而那根稻草，往往就是钱，这也造就了社会上的各种内卷和焦虑。
我一个中产朋友曾经告诉我，她可以不富裕，但是不能比自己的邻居穷。人们总是习惯于和自己相同阶层的人比较，同一个阶层里他人的富裕会激发更多的妒忌，而自身的阶层滑落则可能引发更深的焦虑。
在经济下行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和中产失业的问题一样令人揪心。就算是成功找到工作，可能收入也不尽如人意。按照麦可思的数据，十年时间之后，中国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才从 4000 元级别迈入 6000 元级别。但是如果看具体数据，近六成 2024 届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在 6000 元以内，月收入 “破万” 的不足一成。
本质上，收入与阶层既是个人问题，也是一个宏观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如果不打破社会流动性的固化壁垒，那么无论是演员还是应届生，甚至其他软阶层，这种焦虑都不会消失。软阶层的困境，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时代的症候。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的症候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往往就在那条看不见的 “斩杀线” 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逆流而上，与其以邻为壑，不如各自安好，多一点宽容：毕竟，无论在哪里，多数成年人的人生，本来就没有容易的事。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