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的布克奖结果揭晓之前，有一部小说曾被不少媒体提及，并被视为最有希望问鼎的作品——英国作家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的《冬日土地》（The Land in Winter）。在威廉希尔的赔率榜上，它一度高居榜首，夺冠赔率为4赔6。米勒并非布克奖的陌生人：2001年，他曾凭借小说《氧气》入围短名单；此前，他以《从月亮来的男孩》获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小说奖，又凭《纯洁》摘得科斯塔文学奖。《冬日土地》是他发表的第十部小说，并已赢得2025年沃尔特•斯科特历史小说奖。
小说讲述了在战后阶级分化、职业失落以及情感疏离的重压之下，两段婚姻逐渐失衡的故事。书中有四位主人公：拥有牛津教育背景、在乡村社会中备受尊敬，但内心却充满孤独，并有一段秘密婚外情的新任医生埃里克•帕里（Eric Parry）；出身中产阶级，离开城市的安稳生活，随丈夫来到英格兰西部乡村的准妈妈艾琳•帕里（Irene Parry）；试图摆脱父辈阴影，却在农场经营中步履维艰的农夫比尔•西蒙斯（Bill Simmons）；以及性格活泼、富有魅力，在传统束缚中不断寻找出口的怀孕女子丽塔•西蒙斯（Rita Simmons）。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切断了道路，也将这两个家庭封闭在同一片冰冷的乡村空间之中。外部世界被雪掩埋，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却愈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这种近乎停滞的状态中，两位孕妇——艾琳与丽塔——之间逐渐生长的友谊，构成了小说中一条格外温暖而克制的情感线索。她们一起做日常家务、互相倾诉生活烦恼，甚至一起“堆雪人”，在严冬中寻找一丝温暖的陪伴——这种女性之间的真诚、支撑和共同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令读者动容。
这部小说的灵感，源自米勒母亲讲述的一则轶事。这个故事在米勒脑海中盘旋多年，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回溯到一个几乎已超出他记忆极限的年代，并尝试写出一种充满流动感与张力、富有叙事快感的小说。2025年11月末的一个寒冷冬日，米勒来到爱丁堡，与读者们分享了《冬日土地》创作背后的缘起与历程。
拿到《冬日土地》，我的第一印象是其清冷的书封。封面图所呈现的仿佛是一片被冬季长期覆盖的原野——中央是一片空旷而模糊的乡村景象。地平线被刻意压低，天空占据了大部分画面，却并不辽阔，反而显得沉重而封闭。远处的土地被雪覆盖，轮廓几乎与天空融为一体，建筑、道路或树木的形象若隐若现。整体颜色并非纯粹的灰，而介于灰白、铅灰之间，给人一种寒气尚未消散的感受。蓝色框圈住的白色书名像是从雾气中浮现出来，进一步强化了“冬日”所带来的停滞感与静默感。
米勒很喜欢这个书封，认为它正是“冬天”的感觉：很冷。他喜欢那些灰色调、那种近乎单色的整体效果。在他看来，书籍封面的流行风格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要走进一家书店，通常就能看到大量色彩鲜艳、视觉效果强烈的封面——这也是小说方面的主流趋势。然而，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追随这种潮流：既不偏爱高饱和的原色，也刻意回避过于强烈、图形化的视觉设计。因此，当出版方最终确定了这款克制而冷静的封面时，他非常满意。米勒曾当过摄影师，这段经历使他偏爱一种“镜头式的、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小说将时间设定在1962—63年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选择。米勒首先谈到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对他的影响，他认为拉金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而他的诗《奇迹之年》——大家都很熟悉——既幽默有趣，又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精准地捕捉了时代的临界感。
《奇迹之年》中这样写道：“性行为始于1963年——对我来说，这倒来得相当晚——那一年，介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解禁之后，与披头士第一张唱片发行之前。”在拉金笔下，1963年并非生理意义上的“性之开端”，而是英国社会道德结构开始松动的象征性时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于1960年通过审判而解禁，标志着文学与性书写首次在公共层面获得合法性；而披头士于1963年推出首张唱片，则预示着青年文化、流行音乐以及身体与欲望表达的全面登场。拉金以冷静而略带刻薄的幽默，表明自己清醒却失落地站在时代边缘的位置——既看见转变的发生，又与之保持着不可消除的距离。
米勒揣测，拉金大概希望自己能晚一点加入那场文化盛宴，好多享受一些。而拉金人生中带有的悲剧色彩——他总觉得自己理应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也让这首诗呈现出独特的清醒与幽默。
米勒同时谈到英国作家D.H.劳伦斯对他写作的影响。他指出，拉金与劳伦斯并非“志同道合、一路同行”的人，二人写作风格与关注点完全不同，各自肩负着不同的问题。然而，他们都是伟大作家。对米勒而言，劳伦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让人思考文学与小说的本质，以及小说能够达到的可能性。劳伦斯创作《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并不仅仅为了谋生，虽然他也关心金钱，但写作于他而言，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米勒坦言，他并不指望自己的小说能改变世界，但他非常欣赏劳伦斯作品背后的雄心，也希望这种雄心能影响年轻写作者。米勒表示，从他写作之初至今，几乎所有作品都带有某种“劳伦斯式”的冲动——即便有时显得用力过猛，但总比没有激情要好。
他进一步分析了1962年的历史语境。与1968—69年相比，1962年的社会仿佛完全是另一个星球，但所有的变化都是从那一年开始酝酿的。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各种议题：女性的生活状态、性问题、移民问题——这些话题至今仍未消失。在政治层面上，欧洲共同体（即后来的欧盟）也正在引发重要讨论。米勒形容，那一年的氛围是“正在慢慢升温”，一切尚未爆发。而在这种渐进的转变中，总有一些人能预感到变化的来临，而大多数人却尚未察觉。这种对先知般人物的好奇与着迷，也贯穿于他的创作：在《冬日土地》中，比尔的弟弟曾对比尔说，“未来是紫色的”，但无人理解其含义。米勒用这样的细节，呈现出时代的微妙预兆。
《冬日土地》中，两位女主角艾琳与丽塔似乎正是那些能看见变化正在到来的人。她们两人都在经历孕吐，却在呕吐的间隙里谈论起民权运动。她们努力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那个她们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她们眼前所看到的那片田野。
米勒表示，艾琳与丽塔始终是小说的核心。尤其是丽塔——她不易接近，但与此同时，她也正是作者努力靠近、想要去理解的人。描写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对米勒来说至关重要。他指出，英国文学权威、18世纪的大辞典编纂者萨缪尔•约翰逊将“小说” 定义为“一类小故事，通常关于爱”。米勒认为，友谊也同样是一种爱——朋友之间的爱。他希望描写的，正是这样两位出身截然不同的女性：丽塔来自工人阶级，艾琳则属于上中产阶级。环境和处境将她们推到一起，使她们能够在彼此身上找到慰藉与安抚。
在小说中，她们都怀着恐惧，而恐惧并不仅仅源于怀孕本身。正如艾琳所感受的，奇怪的是，她的丈夫似乎对这些事情了解得比她还多，而她自己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丽塔的丈夫则忙于给母牛接生等农活，仿佛男人们天生掌握着关于“生育”的知识，而女人们只能从杂志、或从母亲那里学习——而母亲们往往只会传授一些令人充满不安的信息。
《冬日土地》的男主人公之一是埃里克——一位乡村医生。他觉得自己似乎坠入了爱河，或至少开始怀疑自己爱上了别人，因为他有一段婚外情。埃里克身上似乎燃烧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情感，而他自己也不知如何表达。他看似是一个经常撒谎、自欺，不甚光彩的人物。米勒在塑造埃里克这一人物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投入。他回忆，图书编辑在读完初稿后感叹：“他是个怪物，不是吗？”但米勒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在他看来，埃里克只是一个男人。他只是渴望尽可能多地体验生活，尽管行为可能糟糕，但其动机不过是对更丰沛、更强烈生命体验的追求。
米勒指出，埃里克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平庸的生活。他曾说，谁会甘心度过平淡的人生呢？几乎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都会渴望强度与激情，而埃里克害怕的，正是被迫接受一种平庸。那段婚外情对他而言象征着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段关系本身也带着寒酸甚至不光彩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在1962年，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如果被发现与病人发生婚外情，几乎足以毁掉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冬日土地》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二战及大屠杀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物之上。米勒介绍，1962年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17年，小说中的人物在战争期间大多仍是青少年——有的稍大一些，有的稍小一些，但基本都处于这一阶段。埃里克，这位乡村医生，是唯一年纪够大、理论上可以参军的人，当战争结束时，他仍在接受飞行员训练。
加比是埃里克的合伙人，一位匈牙利医生，他们共同经营着一家诊所。在小说中，加比担当“道德裁判”的角色，同时也是一名战争幸存者。起初，这一身份并不明显，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逐渐知晓：在一次聚会上，他试图向比尔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但比尔对这些往事毫无兴趣，加比最终只能停止叙述，变得沉默。小说中，还有一个场景描写艾琳回忆观看一部关于集中营纪录片的感受。
米勒希望通过这类描写传达出一种氛围：战争的阴影存在于人物的生活之中，却不以戏剧化或强调苦难的方式呈现。他希望战争的阴影只是人物生活与工作的背景，是他们所呼吸的空气，而非故事的全部。
安德鲁•米勒表示，在时代的渐进转变中，总有一些人能率先预感到变化的来临。这种对先知般人物的好奇与着迷，贯穿于他的创作。图片：GettyImages在讲座的尾声与读者的互动环节中，有读者问米勒：他笔下那些关于农场生活的细节，经验从何而来？米勒回答说，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查阅了大量20世纪6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其中许多设有名为“我的农场”的专栏。这些文章以极其细致的第一手视角记录日常劳作与经营细节。他读得非常入迷，甚至笑称，他完全胜任管理一座60年代的小型农场。他还提到，在自己生活的萨默塞特，当地就有一座农场饲养着几百头小牛，很多工作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而由机器人搞定。并且，很多研究是“活”的研究，而非停留在纸面上的静态资料。比如将飞机库改造成工厂化养殖场的做法：那些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旧机场至今仍在，有的仍被使用，人们甚至可以把几百头奶牛安置在曾经停放轰炸机的机库里。
在被问及“文学是否正在消亡”时，米勒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指出，关于这样的疑虑早就存在。就像早就有人说，“这个故事在电视上会更好，我不去读小说”。在他看来，小说远未走到尽头，小说的“派对”还没有结束。他解释，文学小说拥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能力：它能够深入那些细腻而微妙的层次，进入日常生活的缝隙，捕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却为所有人所理解的经验。而真正优秀的文学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不起眼却真实的瞬间，讲述生活的本身——而这是任何其他形式都难以完成的。
因此，他认为，只要人类依然对自身保持兴趣，就会以某种方式继续保持对小说的兴趣，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与之完全相同。至于当下盛行的短视频平台，在他看来只是一时的潮流。他最后强调：“人们迟早都会回来的，都会想读那些庞大而厚重的小说。而且到那时他们都会靠着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集中注意力。没错，厚小说，这就是未来——这就是我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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