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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关系

松冈美里:中日需建立持续、多层次的沟通机制

日本帝京大学副教授松冈美里表示,中日间政治话语往往受制于陈旧、僵化且往往负面的国家形象,这些形象并未根据现代合作的现实进行更新。

【本文是作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松冈美里(Misato Matsuoka)博士是帝京大学语言学系副教授,专攻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她本科毕业于日本上智大学,获比较文化学士学位和全球研究硕士学位,并于英国华威大学获得政治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松冈博士的研究以批判理论视角探讨日本外交政策制定,关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霸权与区域秩序问题。她运用葛兰西理论和话语分析,探究思想和叙事如何塑造国际关系和政策选择。她的第一部著作《霸权与美日同盟》(劳特利奇出版社,2018年)对美日同盟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对区域秩序的更广泛影响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她还在包括《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在内的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为日本安全与外交方面的文集撰写章节。

她目前的研究项目探讨知识生产与外交政策叙事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研究考察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网络和智库如何影响日本的安全思维和政策议程。另一项相关研究分析了日本和美国“中国威胁论”话语的构建,重点关注认知和情感动态如何塑造区域安全认知。这些研究旨在阐明当代东亚地区意识形态、专业知识和战略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松冈博士还致力于政策导向的实践。她是新外交倡议(ND)的研究员,该机构是一家总部位于东京的智库,致力于推动包容性外交,通过研究和倡导,为政策制定提供多元化的视角。

以下是访谈实录:

松冈美里(Misato Matsuoka)

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她“希望与特朗普总统合作,为日美同盟开创新的黄金时代”。你认为这样的“黄金时代”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在“特朗普2.0”时代,日美同盟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松冈美里:高市早苗首相在与特朗普总统会晤时提及的“新黄金时代”,反映出日美同盟关系正朝着更加注重交易、以安全为中心、并与华盛顿的战略优先事项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这一设想中的黄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日本加快承担更多责任,这体现在国防开支迅速增长至GDP的2%以及先进反击能力的获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并展现日本作为前线盟友的可靠性。然而,这些措施也使一种结构性不对称制度化,即东京为确保美国持续的安全保障而支付越来越高的军事和经济溢价。

第二个特点涉及对日本战略自主性的认知。尽管高市政府将增强的军事能力视为其安全态势更加独立的体现,但这些资源正被纳入美国主导的作战框架。因此,日本的角色演变为一个能力更强但仍处于从属地位的伙伴,其军事现代化进程旨在服务于华盛顿提出的更广泛的印太战略。这种动态反映了霸权主义的核心逻辑:日本内化了主导力量的战略偏好,而美日同盟则成为美国在获得日本认可的情况下巩固其领导地位的机制。矛盾之处在于,随着日本物质能力的增长,其政治上的自主行动空间却随着同盟期望的加深而日益缩小。

在特朗普连任后,日美同盟的发展方向很可能受到互惠交易逻辑的影响。美国对日本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随后的谈判——最终促成日本做出大规模投资承诺——表明,为了维护同盟稳定,日本必须承受巨大的经济脆弱性。因此,同盟的发展将侧重于经济安全,包括供应链重组、关键矿产、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旨在降低对中国高风险依赖的协调措施。这些领域构成了新的合作支柱,但也使日本面临与华盛顿国内政治动态相关的不可预测的要求。

总而言之,高市早苗-特朗普时代的“黄金时期”可能既稳固又脆弱:稳固体现在军事联盟和威慑态势方面,但脆弱则源于美国政策的交易性质以及日本必须承担的重大经济让步。这一时代的持久性将取决于日本能否在应对美国更加单边主义和经济胁迫性外交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同时保持战略必要性和国内经济韧性之间的平衡。

问:高市早苗宣布计划增加国防开支,并提前实现国防开支占GDP 2%的目标。你认为这是否有助于改善日本的安全环境?这将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松冈美里:高市首相加快推进到2027年将GDP的2%用于安全相关开支的计划,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旨在将日本自卫队从纯粹的防御性力量转变为具备进攻性反击能力的主动型现代化威慑力量。这项政策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延续了前首相安倍晋三制定的战略路线。这延续了他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FOIP)愿景,并与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所倡导的价值观外交高度契合。麻生太郎现任自民党FOIP战略本部部长。高市政府将国防建设定位为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军事基础,旨在将日本定位为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内更加不可或缺的伙伴。

高市早苗政策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过分强调国内政治需要而忽视了区域外交。尽管军费开支的激增无疑增强了日本的国防力量,并满足了外界要求加强同盟国责任分担的呼声,但其对整体安全的贡献却极其复杂。该政策的一个显著缺陷在于:过分强调对国内威胁的认知和政治叙事,往往忽视了不可避免的国际负面反应。区域大国普遍认为,日本采购进攻性打击武器是对日本和平宪法原则的危险且蓄意的背弃。这种短视的做法有可能破坏数十年来为建立区域信任所做的努力,因为高市早苗政府似乎将同盟政治及其在国内的强硬右翼立场置于真正的缓和外交局势之上。

印太地区的安全困境有可能直接加剧区域军备竞赛。该地区其他主要军事强国很可能将这些措施视为直接的战略挑战,而非纯粹的防御性措施,从而迫使它们采取对等回应,并全面增加军费开支。因此,高市在国内提升日本安全地位的成功,同时也导致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进而对地区稳定造成了显著的侵蚀。最终,尽管这项政策使日本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不可或缺的盟友,但这种收益是以严重增加军事冲突和意外升级的风险为代价的,而该地区仍然是世界上最关键的战略热点地区。

问:基于此前日美关税谈判的结果,日本政府决定向美国提供5500亿美元(约合80万亿日元)的投资和贷款,这将如何影响日美关系?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全球化规范的重塑?

松冈美里:日本政府承诺向美国提供550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这清晰地体现了日美关系高度交易化的本质。这是东京为确保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同盟的稳定并缓解美国关税带来的直接威胁而付出的战略代价。尽管这一安排表面上被包装成“黄金时代”,但实际上却将日美关系从根本上转变为以安全换取贸易的交易,其特点是日本的财政负担加重,并深度融入美国国内经济和战略优先事项。具体而言,该协议锁定日本作为美国工业复兴的主要融资方,其中高达8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将用于建造十座美国政府计划完全拥有的新核反应堆。这一机制凸显了美国对东京的持久战略影响力,并将日本牢牢地束缚在美国地缘政治和工业目标的主要财政支持者地位上。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迫使日本做出这项财政承诺,但这并非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它是一项旨在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的政治策略,其目的是彻底背离战后多边体系。这项政策系统性地摒弃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既定的自由贸易原则,代之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教条。美国将单边关税作为对抗盟友和战略对手的有力武器,这表明国际贸易的未来将由交易性的政治需求和权力动态决定,而非由可预测的国际法决定。因此,美日关系的直接影响是,两国关系正逐渐演变为一种“交易式”的交换,经济让步成为维持安全保障的必要代价。

这项政策对全球化的更广泛影响在于其“碎片化”和“政治化”。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迅速重塑全球供应链,使其偏离经济效率最大化的轨道,转而优先考虑地缘政治利益。贸易正被武器化,服务于明确的地缘政治目的,迫使各国适应由相互竞争的经济势力范围构成的新兴世界秩序。除非美国政治形势发生改变,扭转其核心的“美国优先”理念,否则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只会巩固这种新的、分裂的现实。在当前环境下,日美关系的稳定性以及未来全球贸易的格局,将完全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满足华盛顿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

问:高市早苗被认为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你认为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将如何影响日中关系?鉴于中美竞争日益激烈,高市早苗将如何平衡与中美的关系?

松冈美里:作为安倍晋三保守政治遗产的继承人,高市早苗首相的政治立场很可能导致日中关系更加对抗和紧张。虽然高市早苗和安倍都希望日本在美日同盟中更加强大、更加自信,但高市早苗的做法更体现出强硬立场的加速。例如,她宣称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攻击将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这种言论大大压缩了以往领导人所采用的务实对话空间。这种强硬立场与她对极端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右倾支持者的依赖密切相关,这迫使她坚定地致力于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修改宪法和大幅加快国防开支,使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对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反映了高市早苗在中美关系中采取的平衡策略。她并未试图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寻求传统的微妙平衡,而是着重通过与美国深度战略结盟和硬实力来增强威慑力。高市早苗的目标是巩固日本作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安全和经济伙伴的地位,进一步深化两国同盟。与此同时,日本还将牵头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联盟,应对中国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或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并将经济安全和快速提升军事能力作为优先事项。这一策略旨在利用美日关系的优势,在与中国的摩擦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占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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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学术兴趣点聚焦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2021年5月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2022年10月创立并主导“百人百访”系列全球高级对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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