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则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一辆电动车，用类似安全气囊的办法，将整块电池，抛射至距车身3—6米的区域。据传，该技术能在电池热失控时，在1秒钟内，将电池弹射出，实现车电分离。
这在网上引发了群嘲。有大量网友质疑，在公共道路上弹射高温、可能起火爆炸的电池包，会对周边无辜车辆、行人及公共设施构成严重威胁，引发二次事故,是一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技术。
不过也有支持者认为，该技术为极端情况下，车内人员逃生，创造了宝贵的时间窗口。而且修理厂不敢去拆解已经热失控的电池，只有等待燃烧，车必然会烧毁。有了这个功能车就能保住。
研发这一技术的中国汽车碰撞维修技术研究中心回应媒体称，弹射功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项目开发之初就确立了“不安全，不弹射”的原则。如车辆周围有人，该功能将被绝对禁止激活。但总有一部分车刚好处于合适弹射的场景。
这个技术解释似乎没有问题。不过大众不接受，也很好理解。弹射的好处是很清楚的，保人保车，但虽然理论上危及他人的时候不会弹射，但技术总会有意外。所以，实际计算的公式是：第三者为这个功能承受了一定的风险。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功利主义算法。而关于电车，并不止于这一次功利主义算法。
一、
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他著名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阐述了他主要的两个哲学原理：功利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
边沁不强调道德行为的动机，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生基本目的，有助于产生快乐的行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这是评价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好坏标准，所以，幸福（功利）在道德上就是善。这便是功利原理。边沁认为有一种程序可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单位，这就是所谓“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
边沁将这个方法，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认为，既然有这种计算方法，那么，正确的行动和政策，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法律、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影响，成为一些法律、判决、政策的依据。比如功利主义认为，如果政府把财富从富人那里拿走，给到穷人，如果富人减少的幸福少于穷人增加的幸福，那政府的作用就会增加社会总的幸福。这就是税收和福利。
功利主义来回答电车难题，是非常容易的。火车冲向5个正在铁轨上玩的人，如果你扳动转向阀，火车会改道，而这个轨道上只有一个正在维修铁道的人。按照边沁功利主义的观点，他会毫不犹豫扳动转向阀，让火车冲向那只有1个人的方向。因为5个人的生命一定比1个人的值钱，而不管是谁犯错。
二、
这种弹射技术也是在计算：车内一定有人，而经过检测，弹射到路人是小概率的。所以这个技术是合理的。但舆论觉得：“在任何概率下，没犯错的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不应该被这辆车威胁。也就是说，舆论不接受这种功利主义的算计。
这一次，中国社会舆论的直觉，恰好契合对功利主义的反驳。功利主义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幸福是难以量化的，而是主观的，更重要的是，功利主义只关注 “幸福总量”，不关注 “幸福如何分配”。所以，功利主义对好的结果的追求，往往忽视了行为的动机和手段，忽视了个体权利、公平正义，导致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忽视。具体地说，弹射减少了风险，但减少的风险是如何分配的呢？
按照康德的观点，牺牲一小部分人来成就集体利益是不道德的。康德认为，这样做就是把一小部分人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没有尊重他们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价值和权利，我们只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或者其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他们。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道德原则，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无知之幕” 理论，也是对功利主义这一缺陷的批判。他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保证 “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而非仅仅追求总量最大化。
三、
不过，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接受弹射技术，未必是从逻辑上不接受，而是从数量上不接受。这里的计算，车内只有一个，或者两三个人，而车外的人是差不多同样数量，甚至更多。天平的两边都是个体，都不能称之为集体。所以舆论不接受这种功利主义计算。
但是，如果是校车安装这种弹射电池技术呢，如果是公交车呢？很多人的答案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个体，一边是集体。推而广之，所有的公共政策，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这样的功利主义计算。但问题是，“一个人和五个人”这种明显而极端的场景是非常少的。大多数情况下，功利主义是算不清楚的。
“洛桑学派”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在其1874年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一般均衡理论”，即经过调整后，人类的经济系统可以达成均衡。在这个概念之上，衍生出整个现代的经济学。
洛桑学派的另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帕累托，1908 年发表《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门》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计划经济引导生产，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罗尼，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发展了帕累托的理论。简而言之，在保证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对所有消费者都一样，生产资料的边际利用率对所有生产者都一样的情况下，能够使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利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一般均衡。所以只要市民可以选择，那么经济的计划者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各种要素价格，实现计划经济的经济均衡。所以计划经济则认为，私有生产者的盲目性引发过剩，可由整体规划出清。
但是，人类的计划经济实验的结果，已经告诉我们，这种计算，是算不清楚的。所以市场经济认为，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非均衡过剩仅是行业性的，通过价格和竞争的调节后，个体试错出清，达成一般均衡，无需政府干预。不过实际上，市场经济理论的底层基础，仍然是一般均衡。
随着货币不再中性化的货币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出现，人们发现，人类的经济系统，比想象中更加复杂而混沌。待到更深刻洞察人性的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出现后，人的不确定性，在主观效用的基础上，再一次被强调。于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变得更加不可能。
实际上，不仅仅是一次弹射，整个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发展，正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计算。损失一部分人的利益，然后补贴给新能源车行业，促进其发展，最后反馈整个社会。现在这个产业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问题是，这种长链条的功利计算，在利益分配的结构上，是否公平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人类也不可能不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但问题是，问出这样的问题，不可或缺，它有助于产业政策朝着更冷静、更理性、更客观、更科学、更公平的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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