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置身于另一场深刻的大变局：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滑向全面战略竞争，科技铁幕加速落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在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声音中褪去光芒。“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问题，而是横亘在中美乃至世界面前的抉择。今天的中美，如同历史峡湾中的巨轮，各自承载着不同的记忆与对未来的畅想，进行着一场关于“世界应向何处去”的巨型对话。
美国学者詹姆斯•法罗斯指出，中美硬实力此消彼长的趋势，推动双方关系在2010年前后由竞争走向结构性博弈升级。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美战略互疑--也即中美双方在长远意图方面的互不信任，日益加深，这种互疑植根于结构性权力转移、意识形态差异、地缘战略碰撞以及规则主导权之争，同时深刻塑造着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以美国价值观、军事同盟和美元体系为基石的全球秩序正在松动、裂变，华盛顿浸染着秩序性焦虑，政策反应趋于激进。美国试图在技术领导权、规则制定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多维度全面施加压力，以维系一个继续由其主导、且将主要对手边缘化的新体系。
在技术层面，美国认为中国的快速技术发展已触及其国家安全与核心竞争力的临界线，因此从整体战略上采取以地缘政治为内核的科技遏制政策，意在削弱中国快速提升综合实力的空间与节奏。通过产业补贴、友岸外包、出口管制及投资审查等多重手段，华盛顿旨在重塑半导体与高端制造供应链体系，并推动盟友配合建立排他性科技合作安排，以维持自身的技术领先与制度优势。美国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以及持续升级的关税战，在本质上延续了以绝对实力为基础、通过外部压力实施结构性制约的战略思维，客观上推动了全球贸易和产业秩序的重组。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并未有效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脱钩断链”格局下重塑自主创新体系、构建相对独立的技术生态进程。正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一份报告所指出，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等限制性措施反而在客观上促使华为等中国企业在自主研发与供应链重构方面加速成长，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技术体系。
面对包括芯片在内各领域的高墙，中国专注于“如何应对”。封锁清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技术自主化的“反向催化剂”，也即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能。其核心逻辑并非简单的“你筑墙、我修路”，而是以“危”为机、通过体系重塑实现战略再平衡。中国的应对策略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是保持制度开放，防止自我封闭导致的创新孤岛化；二是强化技术自主可控，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持续探索“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混合治理模式，构建跨部门、跨产业的协同创新体系，整合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的力量。比如，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第二个任务，指出中国要“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针对“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议稿指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中国“双重主线”的政策取向体现出一种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理性的长期主义信念。近现代的屈辱经历，塑造了中国社会对“核心技术求不来”的根本认知，也使当下的封锁反而强化了自力更生的战略共识。在实践层面，2025年6月，继华为麒麟9000S之后，小米推出“玄戒O1”芯片，标志着本土企业在高端芯片领域迈出又一实质步伐。这些成果虽难掩产业长期积累不足与技术封锁的结构性困境，但也显示出“可持续自我强化”的创新机制初步形成。客观的说，中国芯片产业仍处于艰苦的“持久战”阶段，然而其进程的关键意义在于不断试错、持续进步、系统修复，而非短期胜负。值得指出的是，面对美国在先进半导体与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持续收紧的出口管制与关税政策，中国亦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比如对部分军民两用关键矿物实施出口限制，并逐步将范围扩大至锗、镓、石墨以及钨、碲、铋、铟等重要原材料。可以说，中美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互动已呈现出“技术--原材料”层面的对峙格局，形成一种互为制衡的竞合关系。
在规则层面，华盛顿日益认为现有的多边贸易和治理框架已不足以对中国形成有效约束，因此试图通过“价值观贸易”与“俱乐部式规则”构建更高门槛、更具排他性的制度体系。拜登政府时期以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为核心议题的“印太经济框架”，以及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推动供应链向政治盟友集中、重塑全球产业链逻辑的“友岸外包”政策，均以“将中国限制在规则接受者而非规则制定者的地位之外”为战略目标。换言之，美国尝试在制度创新的名义下，重组一套排他性较强的新型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对外策略上有别于以往传统，相对淡化联盟机制，转而强调交易性外交与短期回报，但以维护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的政策逻辑依然在其对华战略中延续。在华盛顿看来，中国长期以来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与“搭便车者”。然而，当中国不仅能够在既有规则中游刃有余，甚至开始在部分新兴领域展现出“换道超车”的潜力时，美国所担忧的并非当下的实力差距，而是“未来秩序可能不再由我定义”的前景。这种心理转变使美国的政策逻辑从“竞争的自信”滑向“遏制的恐惧”，并通过强化技术封锁、制度壁垒与价值边界来构筑象征性的“安全之墙”，以守护一个正在消逝的单极时代。
事实上，这种源自美国的“秩序性焦虑”在向更广泛的“西方共同体”蔓延。随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凝聚力减弱，美国内部的安全焦虑与欧洲的结构焦虑相互叠加，使“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边界日益模糊。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学者帕特里克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所指出的，“西方”作为一个有效的地缘政治共同体正在消解。冯德莱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我们所知的西方已不复存在”，欧洲必须重新寻找盟友与合作伙伴。这些表态从不同侧面映照出跨大西洋世界内部的共同焦虑：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旧秩序正在失去整合力，而新的多极格局尚未形成。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的焦虑虽各有侧重，却指向同一命题：“西方秩序”正在由内部裂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裂解并非仅由外部竞争所致，更源于秩序主导者内部逻辑的扭曲。美国防御式的策略实践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一个凭借开放、创新与制度扩展建立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家，正逐渐诉诸封闭与限制来维护其既有优势。其捍卫“既往秩序”的手段，实际上背离了曾令其崛起的开放精神。这种“逆开放逻辑”的战略路径，构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出于对失去主导权的担忧而采取的防御行动，反而可能加速其所忧惧格局的到来。从这一意义上看，美国对“秩序”的忠诚，正让位于对“权力”的执念；其在名义上维护规则的做法，本质上却是在以破坏规则的方式重申自身的规则制定者地位。
美国以维护规则为名、实则强化排他机制的做法，使全球经济与科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阵营化趋势。在这一不断收缩的空间中，中国面临的挑战除外部压力外，还有如何在被动重组的国际体系中保持制度参与权与发展弹性。与选择防御性脱钩不同，中国更倾向于以“部分接入、有限重塑”的方式应对体系分化。一方面，中国维护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多边规则体系的稳定性，以防止规则体系的彻底碎裂；在新兴议题上，则通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尝试为规则形成过程保留协商空间。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防边缘化”的积极防御，也是努力成为新规则共建者的外交逻辑。当然，这种策略同样面临两难：中国虽主张开放，但必须同时确保经济安全与技术自主；虽倡导多边主义，却难以在分裂的国际政治中完全脱离阵营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并非对旧体系替代性重构，而更多的是在“碎裂秩序”中，在全球秩序未定形的过渡期，用有限的制度余量维持开放的可能性。
中美的选择和互动是一场围绕全球规则与价值普遍性的深层碰撞，构成了当下国际格局的核心张力，其结果影响着全球制度能否保持最低程度的连贯与开放，也关乎未来全球秩序如何重新定义。中美“规则之争”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因此，“世界会好吗”不只是情绪性的设问，答案既不在乌托邦式的乐观，也不在犬儒式的悲观，而在于各方能否在焦虑与互疑中，重建有限的协调与信任机制。华盛顿需要在结构性焦虑中重新定义开放的边界，北京则需在维护利益与塑造秩序之间校准战略理性。世界的“好”不是既定状态，而是一个在克制、协商与反复调整中生成的过程，取决于每一次保持对话的选择，也取决于每一次对零和思维的拒绝。
（注：吴湘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