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面真相”、“实施”等多个标签之下，COP30 的核心议题在于：确认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资金具体如何筹集，以及如何分配。但目前，仍未达成突破性协议，根据11月21更新的“贝伦政治成果”（Belém Political Package），大会决定设立一个为期两年的气候资金工作方案来落实资金分配。
大会开始前，阿塞拜疆的COP29主席团和巴西的COP30主席团发布了《巴库至贝伦1.3万亿美元路线图报告》，详细说明了如何在2035年之前动员“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其中，有一半的资金，即6500亿美元来自私营部门。
在COP30一场高级别活动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强调，1.3万亿美元是“可实现的”，并且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私人资本参与。
在全球气候融资领域，中国既被视为资金接受者，也被视为潜在的提供者。对话地球在气候大会现场从多位专家了解到，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义务参与到3000亿美元的“国际公共资金”中，但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资金1.3万亿路线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在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中，中国表达了对全球气候融资目标的异议，认为“发达国家强调全球气候投融资，淡化履行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
那么，中国在1.3万亿路线图中的角色是什么？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全球气候融资方式需要发生怎样的改变？对话地球采访了中外专家。
“1.3万亿美元”路线图
在 COP29 上确认了“巴库至贝伦1.3万亿美元路线图”（下简称“路线图”），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的目标。
根据气候融资高级别专家组（The Independent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Climate Finance）计算，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影响和国家发展，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到2035需要每年3.2万亿美元的资金。这部分需求缺口中，有大约60%，也就是1.9万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融资，剩下1.3万亿来自于外部的气候融资，这也就是“1.3 万亿美元”数字的由来。
11月5日，COP29和COP30主席团共同发布的报告，为这1.3万亿如何落实进行了规划：
● 3000亿美元来自“国际公共资金”，即多边开发银行、多边气候基金的多边融资等；
● 800 亿美元来自发达国家的双边优惠融资；
● 2300 亿美元来自于新的低成本融资，包括了碳市场、自愿征税、特别提款权、债务互换和私人慈善等；
● 400亿美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
● 6500 亿美元来自私人资金（private finance）；
不过，想要实现上述规划并非易事。根据世界资源部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最新分析，1.3 万亿路线图里3000亿美元的国际公共资金有可能实现，而真正的缺口在于65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
根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估计，2022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获得跨境的私营部门的气候融资额只有150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TAD）估计，2022年，对最不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额仅为160亿美元。短期内，要通过私人资金补上6500亿美元的空缺，挑战相当大。
中国贡献
中国在1.3万亿路线图中的潜在贡献有多少？
尽管中国没有“义务性责任”为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简称NCQG）作出资金贡献，但一直以来， 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机制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国已经自愿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观的资金支持——在 COP29 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表示，“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在11月初中国提交的更新版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也被重申，只是在COP29到COP30这一年内，中国对于气候资金贡献话题一直保持低调。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新气候资金目标在去年巴库的COP上就已经尘埃落定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与气候外交事务主任凯特•洛根（Kate Logan）告诉对话地球，“今年没有任何重要的谈判议题会让中国自身的资金贡献成为焦点。相反，中国选择主动出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呼吁发达国家对其气候资金承诺承担更大责任。”
智库ODI Global的全球风险与韧性总监丽贝卡•纳丁博士（Dr Rebecca Nadin）也有类似观点。她表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气候融资提供者，部分原因是为了反击“77国集团+”内部的批评。中国始终强调贡献是自愿的，并且与发达国家的义务截然不同。
“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气候领导者，但谨慎地与发达国家分担责任的预期划清界限。”她补充道。
未被统计的贡献
多家智库的研究显示，中国对气候资金的贡献可能远不止上述提到的数字。
根据气候智库E3G在今年发布的报告，在2015至2021年间，中国每年通过公共机构，如政府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约30亿美元气候融资。不过，2021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通过商业机构，如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气候相关融资流量，首次超过了公共机构的资金流量。
今年9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份报告，更是统计了中国企业的亮眼成绩：自2011年起，中国企业已在海外的电池、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和绿氢等绿色制造项目中投资了2270至2500亿美元。特别是在2022年至2024年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达到2100亿美元，覆盖了54个国家，其中超过75%的海外项目全球南方国家或新兴市场。
E3G 公共银行与发展部门高级政策顾问莉莉•哈茨尔（Lily Hartzell）告诉对话地球，在1.3万亿路线图的框架下，中国企业这些投资可以归类在6500亿美元“私人资金”的范畴。
只不过，目前这些贡献似乎没有被官方收录。报告作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马蒂亚斯•拉尔森（Mathias Larsen）表示，中国官方自身可能并不了解这些私营部门在海外绿色投资的总额。尽管商务部等部门会对企业海外投资审批，但在项目层面进行的。中国官方本身似乎没有在追踪或者协调如此大规模的对外绿色投资。
企业主导的新范式
该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净零工业政策实验室”研究员薛小康观察到，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绿色投资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观察企业有三个主要动机：进入东道国市场、（通过东道国）进入第三国市场、以及获取原材料。”
他告诉对话地球，“中国国内的（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和政策引导，对这些海外绿色投资项目大概率只有次要的激励作用。”
报告中也提到，自2022年起的这波大规模绿色海外投资浪潮，参与者有大约一半是中国光伏以及电池企业。这跟光伏和电动车企业的出海动力与产业规模、技术走向成熟的时间点，以及中国光伏和电池产业的“内卷”现象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的气候治理新范式。此前中国的海外气候融资更多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渠道（如政策银行贷款）进行。现在，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以企业主导。”薛小康表示。
拉尔森则将这一波中国的绿色海外投资，称为由私营企业主导的“一带一路 2.0”，他认为中国并不只是将便宜的低碳产品卖到海外，而是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支持下，参与当地绿色转型。“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正在全球化。”
菲卡约•阿克雷多卢（Fikayo Akeredolu）也有类似观点。她是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研究资源丰富国家能源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她告诉对话地球：“中国的‘领导力’更多是产业层面的，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它来自规模、成本竞争力以及长期产业政策，而不是来自制定全球转型规则。其他国家仍然影响标准、治理与融资体系。“
“但要谈到（全球）最关键技术的快速部署，中国是全球的核心玩家。”她补充道。
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大规模的投资还会持续多久，以及如何衡量这些绿色投资项目的对于气候目标的影响。薛小康坦言，这股大规模的投资速度将有可能在2025年减慢，而不少中国企业的海外绿色投资项目才刚刚开始新建，效果还没显现。未来还需要很多研究来评估它们对于东道国的气候目标的影响。
债务和适应挑战
如果说中国的企业的低碳技术投资，正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那么这种以市场和私人资本驱动的范式，会有什么限制和挑战？
“私人资金不会投资所有东西”，美洲开发银行行长的气候变化特别顾问阿维纳什•珀索德（Avinash Persaud）在COP30一场关于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的边会上谈到，基础设施，例如防洪等气候适应类的项目，难以获得私人资金的投资。
减缓、可再生能源等项目更容易获得资金回报的项目更容易获得私人资金的青睐，而气候适应相关的资金可能会受到影响。
“气候适应项目还是需要用赠款来参与，因为适应项目通常难以让投资企业获得回报。”哈茨尔认为，在气候融资中，要使用合适的金融工具来应对不同项目的情况。赠款对于低收入国家的气候适应行动依然很重要。
债务是另一个核心的挑战。
根据联合国今年的一份可持续报告指出，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很高的债务困境风险，或者已经陷入债务困境。而就气候融资而言，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估算，2023年，世界59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而支付的金额，比获得的气候融资还要高。
“私营部门的借贷通常利率更高、期限更短，无法与优惠融资相比。当低收入国家大量依赖商业贷款来推动公共投资时，它们将面临更高的还款压力，也更容易陷入债务困境。”阿克雷多卢认为。
“贷款本身并不是坏事，只是需要非常谨慎地使用。目前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扩大可用气候融资的规模，毕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其减缓和适应需求。”
不过，马蒂亚斯•拉尔森似乎对这一波投资浪潮表示乐观：
“关键问题在于，东道国能否，以及如何利用这机遇。 ”他表示，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直接进口中国的更便宜的低碳技术产品，可能对本国的发展和就业没有帮助。相比之下，来自中国的企业直接投资，可能是东道国自身实现工业化、就业和发展目标的潜在机遇。
珀索德告诉对话地球：“中国完全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有所需的太阳能和风能。但在当下，政治因素阻碍了这一点——而这本来可能会成为双方最有力量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
作者简介：崔绮雯是对话地球中国编辑，常驻伦敦。她曾是一名往返中美的科技记者，而对解困式报道的关注则让她把目光转向农业和能源等全球话题。她对于本地的、个人和企业的行动方案尤为关注，也对中国在气候行动中的角色很感兴趣。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