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律界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的最新一篇。】
安翊青律师现任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联席主席、权益合伙人；1996年执业至今，曾创办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并任首席合伙人、主任；2023年10月加入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并于11月成为律所主任，现任合伙人会议联席主席。
安律师深耕涉外法律服务20余年，具备日本外国法事务律师、数据安全师等资质，擅长公司商业事务（如外商投资、跨境并购、合规）及国际争议解决，服务众多世界500强及“走出去”中企。同时安律师也擅长于“讲好中国故事”，在海外为中国发声，帮助中外双方消除误解。她还曾荣获“首届‘东方大律师’前30名”“上海十佳大律师”“上海律师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等30余项荣誉，是第十一至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担任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总工会等多部门法律顾问及进博会地方立法专家，在法律实务与参政议政领域成果卓著。
以下是访谈实录。
安翊青问：作为律师，外国对华投资及其法务是你关注的重点之一，你观察到近五年外资对中国的投资呈现出哪些特征？其中涉法律的纠纷集中在哪些领域？
安翊青：我认为近五年的投资特征是“有进有出”。所谓“有进”是指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仍然有很多外国企业坚定看多中国并进行投资，其中不乏汽车、石化等超大型的外商投资项目落地中国。所谓“有出”是指的确有很多外国企业从中国市场“撤退”，其中又分为不同的原因，有些是纯商业原因，有些是因为国际关系的影响，担心其在中国的长期投资受损而选择获利了结的，也有一些是受到投资国的法律和政策影响而选择离开中国。
就我个人的执业经验而言，近五年的外商投资涉及的法律纠纷，较多的是商事合同争议、劳动争议以及知识产权争议方面。这也是外商投资长期涉及的主要法律纠纷。尤其是知识产权争议，一方面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关涉外争议案件的二审提级到最高法院审理，让外资企业对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更有信心，也就催生了更多的案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也会更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此外一个有意思的新情况是，很多外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争议发生时，若有多个法域可供选择，他们更乐意选择中国法院，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法院的诉讼效率更高，有助于他们尽快实现诉讼目标。
问：你观察到目前中日经贸关系现状如何？在中日有限的经贸合作，中日韩经贸协定长期难以落地的现实下，日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安翊青：我认为虽然中日韩之间关系每每总会在关键时期发生起伏波动，但中日经贸关系总体上还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虽然对华投资总体有所下降，但由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获利程度在其海外投资中仍然是领先的，我也观察到仍然有相当多的日本企业坚守其对中国市场所做出的承诺，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我认为目前中国已经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运营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保障，也就是说日资企业在中国经营，就法律保障层面来说，与中国国有和民营企业是一致的。如果将来中国和日本之间能够进一步签订相应的投资保障协定，也是属于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就我个人近30年的法律实践来看，日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风险主要还是业务风险，日本企业在国内经营时就强调要做好合规管理，所以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时，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管理，日本企业因违法而被给予严厉行政处罚的案例很少。但日资企业近些年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出现一定的颓势，还与日本企业的管理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时候日本企业高层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导致出现决策缓慢甚至错误。为此有相当多日本企业在华的管理层也在努力改变这一状况，利用回总部报告等的机会，通过视频展示等多种手段，打破信息茧房，更加全面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投资和市场环境，以获得总部的进一步支持。由此我建议日本企业可以赋予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更多的灵活性，从而满足中国这个快速变化市场的需求。
问：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使其在较长时期内拥有细分行业的垄断地位，而中国政府近期采取诸如针对高通的反垄断，你认为未来这类反垄断会成为常态吗？针对外资垄断地位调查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安翊青：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从2008年《反垄断法》立法以来，不仅仅是针对外国或外资企业的涉嫌垄断行为发起调查，也有对大量的中国企业、行业协会，甚至是政府机关的涉嫌垄断行为发起调查。其中阿里巴巴、美团、腾讯的反垄断案件也曾经引起过世界主要媒体的关注。我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反垄断一直就是常态，针对高通的反垄断调查应也属于中国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针对外国或外资企业的涉嫌垄断行为发起调查的内在逻辑就是中国政府要依法行政，也就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我理解的是，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进行投资，给予其“国民待遇”，但同时也会要求其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这是符合全球普遍接受的跨境投资规则。如果外国企业和/或其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从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过往记录来看，我也没有发现外国或外资企业因其在中国受到反垄断执法查处而认为遭到了系统性歧视待遇的案例，这也侧面反映出它们认可中国政府在反垄断执法方面的结果。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兴起的“出海”热潮？从专业角度分析，你对中国企业出海有什么建议？
安翊青：中国“出海”热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发展水平，资本就很难再局限于在一国境内流动，而是要通过在跨国的流动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然，中国的“出海”还不局限于单纯的资本流动，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大背景下，也可以看到中国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也在推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设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从而惠及当地的人民。这也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更欢迎中国“出海”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不完美的一面，作为新兴的投资主体，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还相当欠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企业还需要在出海前做好充分的评估，这个评估不仅仅要考虑单纯的经济账，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对海外投资的影响因素以及一旦发生重大投资风险时，是否能够寻求法律救济这一因素。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期间，还是要聘请当地富有经验的法律团队为其提供意见和建议，做好合规管理，避免因为违规而遭受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问：稀土禁运成为中国对外斗争的重要工具，你观察到如果从国际法的角度，中国还需要做哪些规范上的努力？
安翊青：首先需要界定的一点是，中国目前对于稀土采取的是“出口管制”措施，而非禁运，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单纯地禁止，而是实施相应的许可。众所周知，中国对稀土采取出口管制，是对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损害国际经贸关系的回应。中国并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他国家采取稀土禁运，而是根据其他国家对中国相关产业的限制措施，有选择性地进行报复，也就如中国政府所提及的那样，贸易战不愿打但也不怕打。
而讲到出口管制，其实这是国际上普遍实施的出口管理政策之一，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着数十年的运行经验，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也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管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单纯从立法角度评估，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已经属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从国际法角度而言，我也没有发现有因实施出口管制措施而在WTO规则中被认定违反国际法律规则的案例。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世界上出现了很多不理解、不接受、不认同的声音，我建议中国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的信息传播，让其他国家认识到这是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利益的合法措施。
问：从字节跳动旗下Tik Tok在美遭受强制剥离业务到中国矿业企业面临系列法律纠纷和天价索赔，你认为除了法律层面中国企业需特别关注外，中国政府还需要展开哪些手段去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
安翊青：我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任何有效的手段去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
举例来说，就宏观层面，中国政府与更多的国家/地区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当地得到普遍的投资保护。从微观层面，作为一国政府最为常见的手段就是通过外交方式与东道主国家/地区的政府实体进行外交交涉，要求该国政府或特定实体依据其国内（地区）法律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为中国企业在海外采取法律行动提供支持，例如为中国企业推荐当地的律师团队处理维权案件，协助中国企业获取相应的证据等方式，来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一直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中国政府也可能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维权行动，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滥用国际霸权来推动该国企业在境外获得投资利益。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全球访谈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