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小林正弘，日本仙台人，日本创价大学法律博士（2006年），清华大学法学博士（201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北京事务所实习（2012年）。从2008年开始至今在北京生活，从2014年在北京从事日中法律实务。从2020年开始在中国网日语版发表文章，已发表90多篇，此外从事翻译以及法律研究工作，有多篇论文和译作及译著。目前是“中誉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合伙人、品牌保护顾问、中国网日语版专栏作者。主要研究中日法律比较研究包括审判方法论、消费者法、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法等。
以下是访谈实录。
小林正弘问：你在中日两国均接受过高等教育，日本作为亚洲发达国家，可以谈一下为什么你选择在中国做法务工作？你的主要业务有哪些？
小林正弘：我在日本创价大学读书时希望在日本当律师，虽然备考挑战10年，但最终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当时有一位中国老师鼓励我说“中国要建设法治社会，需要你这样法律人才”，因此28岁时我决定留学清华大学并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中文，一年半后我与中国学生一起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合同法。与在校期间认识的中日学者的交流、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北京事务所的实习、参与支援中国立法等经验，让我感到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法律知识为中国法律和社会建设做出贡献，并且能够帮助解决日中之间的法律纠纷，那会很有意义，这最终促成我选择在中国做法务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日本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包括调查取证与维权，与中国律师合作进行中日法律业务包括合同审核、法律咨询、谈判、诉讼等。
除此以外，我还从事中日法律研究及翻译工作，目前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了三本日本法律专业书。由于中文并非是我的母语，翻译工作必须在中国老师及朋友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可以说，我的译作是日中法律工作者友好合作的结晶，每一本书的付梓背后总有很多难忘故事和缘分。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精解》是与我恩师清华大学教授韩世远老师一起翻译的，从韩老师对日本学者承诺翻译到最终出版用了10年时间，其间韩老师在百忙中对我的翻译稿每一句进行校对并反复推敲讨论修改，让我深受感动。
除了法律工作以外，作为“中国网日语版”专栏作者，我向日本读者介绍自己感受的中国，已发表中国文化、生活、经济、政治等主题文章90多篇。我希望为日本读者全面立体地了解中国并推动两国民间民交流提供帮助。
问：你喜欢旅游和拍照，体验中国文化。日中两国同为“儒家文化圈”，你认为日中两国在政治文化上有何差异？
小林正弘：我喜欢旅行和摄影，因为能接触到人们的生活、当地的风俗习惯、历史饮食文化以及美丽的自然风光。日本在与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交流中，向中国学习，在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度等文化、思想、政治等广泛领域获益良多。例如，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也在其著作《论语与算盘》中倡导以“道德”为基础的企业经营——合本主义。我本人也在中小学阶段有过学习《论语》的经历，日常生活中敬重长辈的敬语和礼仪规范，我认为也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两国存在诸多文化共通点，但实际在中国生活，到中国各地旅行后，我切身感受到日本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中国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以万里长城为代表的悠久历史，拥有宏大格局。14亿人口与56个民族孕育出多元文化，这种文化不拘小节而重大同。中国政府立足长远制定政策，全社会朝着目标高速发展变化。更可贵的是，中国有着历经漫长历史积淀形成的哲学智慧。领导者需具备“君子”般的人格与修养，不仅基于其理念哲学引导本国人民，还在因意识形态与单边主义而分裂的国际社会中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基于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可持续和谐世界构建。我认为中国未来必将承担起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协同共进的重要角色。
与之相对，日本资源匮乏故崇尚物尽其用，因自然灾害频发而危机意识强烈，注重细节并恪守“不妨碍他人”的行为准则。日本领导者善于阐述亲民务实的政策，却鲜少向民众传达哲学理念。明治维新提出“脱亚入欧”的日本，从西方列强习得“帝国主义”思想，将中国的恩情付诸暴力，侵略了中国等众多亚洲国家。二战战败投降后，日本作为美国盟国在冷战格局下承担封锁共产主义阵营的职责，至今仍深受美国影响。日本不应重蹈覆辙陷入狂妄。我们必须铭记二战教训，真诚向中国学习，高举“以和为贵”所代表的“对话构建和平”理念，深化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互信关系，作为和平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促进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之路。
问：你观察到日本目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如何？其中主要的挑战有哪些？
小林正弘：常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进口第一、出口第二）。日本向中国出口电子零部件、通用机械、化学制品等，从中国进口电器设备、服装、食品、金属制品等。“日本的技术与材料”和“中国的制造网络与市场”作为两国的优势相互融合，使两国供应链紧密相连。若两国贸易停滞，这将对双方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而保持良好贸易关系则能实现互利共赢。
另一方面，过去日本的技术实力曾远超中国，仅凭“日本制造”标签即可获得买方信任并占据巨大市场份额。但近年来中国企业技术实力显著提升，部分产品不仅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在品质方面也已超越日本产品。同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对高品质产品的追求日益增强。因此仅依靠“日本制造”光环已难以在中国市场立足。
今年8月我走访安徽芜湖的机器人企业时注意到，为在激烈竞争中生存，该企业采取了多项提升竞争力的举措：包括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共同研究，将博士学位作为人才招聘条件，深入企业挖掘需求以开拓机器人销售市场，以及每两年组织人员赴日考察学习。对此，日本企业经营者也应亲赴中国，实地考察社会发展现状与市场需求，通过企业交流认真借鉴中国企业的实践智慧。
此外，日本企业面临的挑战还在于中国技术创新与需求变化的速度。若无法快速响应中国市场动态，必将被市场淘汰。我认为，日本企业要在中国市场生存，关键在于三点：在中国公司管理层中大胆启用优秀的中国人才，建立能够根据中国当地实际情况快速推进产品开发与市场开拓的机制，以及通过与领先的中国企业开展合作与联合开发，在保留日本企业自身优势的同时，探索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国市场。
问：你参与的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法律纠纷集中在哪些议题？其中引发日中企业法律纠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小林正弘：在知识产权领域，在中国涉及日本企业品牌仿冒品的商标权侵权和专利权侵权案件较多。除了仿冒品的质量不断上升，中国迅猛发展的物流与电子商务加速了电商平台及社交媒体销售渠道扩张，且仿冒品的生产销售网络往往分散于全国各地，更是进一步加剧打假难度和打击成本。
在日中合约纠纷方面，主要多表现为合同债务违约问题。其成因可归纳如下：
• 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实力差距，弱势方被迫接受不利条款；
• 虽然合同条款对己方有利，但实际出现未履行约定义务或仅部分付款的情况；
• 忽视中日两国法律制度、商业惯例及社会环境的差异，未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强行推行日本模式而引发纠纷；
• 虽主要合同履行地在中国，却约定日本法院专属管辖，导致在华发生争议时无法就地诉讼，延长纠纷解决周期。
为防范合同纠纷，建议重点关注以下要点：
• 选择与可信赖的商业伙伴开展合作；
• 对于看似具有大型企业或政府背景的关联公司，仍需核实其实际经营状况，避免被表象误导；
• 合同文本应聘请专业人士审核，明确约定合同义务与违约责任，最大限度预防违约风险。
问：你怎么评价高市早苗上任以来日本内阁的政治纷争？公民党与自民党的分道扬镳对日本政坛冲击影响如何？目前自民党与维新会已实现联合执政，你能预测未来两方合作的走势吗？
小林正弘：为防止日本重蹈战争覆辙，原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始终秉持“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及“人权保护”理念，对自民党的保守政策形成了有效制衡。在集体自卫权行使条件、安保三文件中的反击能力要求、防卫装备品出口等关键议题上，该党始终设立严格限制条款，确保日本坚守宪法第九条衍生的专守防卫原则，为防止日本再度参与或协助战争发挥了刹车作用。而今，“自公执政联盟”这一保险机制已然消失，极端保守政策呼之欲出。
东京大学内山融教授指出，与自民党组建联合政权的保守政党往往难逃消亡命运，而维新会目前身处自民党与参政党夹缝中，恐将面临边缘化危机。自民党与维新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不仅延后了民众高度关注的消费税减税及政治资金规制法修订进程，更将众议院席位削减作为维持联合政府的绝对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