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肉身》（Flesh）的第一页，我就上了瘾。这本小说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深刻的哲思性对白。句子是短促的，几乎全是简单句，作者不加修饰，也不解释人物的情感与动机，只描述外在的行动和直接的感知。因为如此，文字反而有了一种镜头般的力量：句式的节奏像电影剪辑，读来仿佛摄像机在冷静地跟拍。因为作者始终不试图进入人物的内心，这种“外部视角”让叙事显得客观甚至冷酷；几乎没有一句情绪化的描写，但字里行间却弥漫着无声的情感与紧张的气息。2025年布克奖新晋得主大卫•邵洛伊（David Szalay）以这样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触，勾勒着人之为人的荒凉与真实。
此前，邵洛伊已出版过五部小说，其中包括《伦敦与东南部》（London and the South-East），该书为他赢得了贝米•特拉斯克奖（Betty Trask Prize）和杰弗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人不过如此》（All That Man Is），获得戈登•伯恩奖（Gordon Burn Prize）与《巴黎评论》小说乔治•普林普顿小说奖（Plimpton Prize for Fiction），并入围布克奖；以及荣获埃奇希尔奖（Edge Hill Prize）的《动荡》（Turbulence）。他出生于加拿大，在伦敦长大，目前居住在维也纳。
从他的创作经历看，邵洛伊的写作风格始终在不断演进：从较为传统的叙事形式（如《伦敦与东南部》），逐渐过渡到碎片化、多视角、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写作（如《人不过如此》），再到《动荡》中那种带有全球化视角、却极度凝练的叙事。在当代英语文学中，邵洛伊代表着一种冷静现实主义的复兴——没有夸张的批判，也没有抒情的浪漫姿态，而是以纪录片式的冷峻，审视现代人的孤独、漂泊和命运。
英国时间11月10日晚，布克奖宣布邵洛伊获奖。两天后，我通过视频与他开启一次对谈。屏幕上的他语气平和、思路清晰，话语间是内敛的理性——他甚至以“我们看到”向我评价自己的作品。这份冷静与疏离感，与他的小说风格如出一辙。
《肉身》的前内衬页这样介绍这部小说：“十五岁的伊什特万（István）与母亲住在匈牙利一个宁静的公寓区。初到新镇、性格内向的他，对学校里的社交礼仪不熟，很快变得孤立无援，他唯一的朋友是隔壁一位已婚、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女邻居。他们的交往逐渐发展为一种伊什特万几乎无法理解的秘密关系，他的生活也因此开始失控。随着岁月流逝，他逐渐被二十一世纪金钱与权力的潮流裹挟，从军队步入伦敦超级富豪的圈子。对爱情、亲密、地位与财富的多重渴望，使他获得难以想象的财富，但这些冲动最终也可能将他完全摧毁。简洁而深刻，《肉身》是这位现实主义大师迄今最出色的作品，提出了关于人生驱动力的深刻问题：是什么让生活值得，又是什么会摧毁它。”
邵洛伊向我介绍了创作《肉身》的两大动机。首先，他希望写一本同时具有“英国”与“匈牙利”双重面向的小说——他在英国长大，直到三十多岁才搬到匈牙利。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在匈牙利生活了好几年，但始终无法真正把那里当作“家”，总觉得自己多少还是个外来者。与此同时，离开英国多年后，他对英国也不再有完全的归属感。因此，他希望写一本书，它能同时承载这两个地方的“感受”，呈现一个人物的生命如被这两地拉扯、分割。其次，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把生命描写成一种“身体上的体验”（physical experience），从具身的、可感知的经验去描写生活，从“身体的角度”去谈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伊什特万并非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他不会直接向读者解释自己的想法，而是通过行动、举止去呈现。读者所能看到的，是他在做什么、怎么做，从这些外在的片段里去了解、去感受他。
此外，邵洛伊还强调，他在这本书中试图传达这样一种感觉：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是身体性的——首先是活生生的身体在世界中存在，而其他类型的体验随后产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感受与思想，本质上最初都受到身体体验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他并不认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而是认为，两者最终属于同一个世界。
2016年，邵洛伊曾凭借《人不过如此》入围布克奖。那本书由九章组成，每章的主人公都是不同的男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也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一章描写了一位冷峻、内向的匈牙利保安，而在《肉身》中，伊什特万也曾担任保安。由此看来，《人不过如此》似乎成了《肉身》的“前奏”。我问邵洛伊，《肉身》和《人不过如此》之间有何联系。邵洛伊坦言：“的确有人评价，《肉身》里的伊什特万就像《人不过如此》中的一个人物，只不过他拥有了整本书的篇幅——是的，确实有这种感觉。”他进一步解释说，《人不过如此》里的各个角色差异很大，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而两本书在很多方面存在延续性。《肉身》比《人不过如此》更为简练、克制，但从结构上看，二者确实有明显关联。《肉身》是一部形式更传统的小说，聚焦于一个人的一生，但其章节相对独立--每章之间往往隔着数年的空白，那些岁月读者并未直接目睹。读者只能通过一个个短暂的片段——几周或几个月的生活——去“窥见”主人公的人生。这种“片段式的观看”与《人不过如此》极为相似：在那本书中，读者同样是在每个章节里短暂遇见一个人物，看着他们逐渐变老。更重要的是，两本书都在探讨时间、时间的流逝、以及人类老去的体验。
整部作品中，伊什特万最常说的词大概就是“Okey”和“Yeah”。在所有情景中，他几乎毫无主动，只是被外力裹挟，成为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他平淡地接受，无原则地顺从，似乎与自身的欲望完全疏离，彷佛一个在自己生命边缘游荡的幽魂。对于主人公的“被动”特质，邵洛伊认为读者有时可能会过分强调。他解释说，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谈到伊什特万时，都会说他是个被动的人——而他能够理解这种看法。毕竟，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涉及命运：在这个层面上，伊什特万的人生似乎被一些他无法掌控的力量塑造，因此显得被动。这是邵洛伊在创作时有意识的选择，用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
但他同时指出，伊什特万并非完全没有行动力。在书中，也有一些时刻，他会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而这些行为同样重要。例如，在小说前半部分，他决定从匈牙利搬到伦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虽然这一过程并未直接呈现在章节中，而发生在两个章节之间的“空白地带”，但显然，这是他亲自做出的决定与行动。邵洛伊认为，这表明他并非极度被动，而是像大多数人一样，人生中总会有一些事在意料之外、也在掌控之外发生。邵洛伊进一步指出，《肉身》讲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人的生命往往被许多无法掌控的事物塑造，而每个人都比自己所想象的更少掌控自己的命运。
“伊什特万的人生是不是代表了大多数当代人的人生？”我问。邵洛伊答道：“是的，但不仅限于当代，所有时代的人都如此。”他解释说，小说虽然明确设定在当代，这是他所重视的——他喜欢读也喜欢写明确描绘现实世界的作品。但书中试图表达的许多内容，并非仅关于当代，而是关于作为人类的普遍体验。
11月10日晚，在布克奖得主揭晓一小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曾问邵洛伊，他与主人公伊什特万是否存在相似之处。他当时回答，除了两人都是人、都是男性，主角与自己几乎没有共性，甚至相差甚远。他同时表示：“这也是写这本书的乐趣之一——可以描写一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男性角色。”
我好奇他究竟如何塑造一个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物。此时邵洛伊向我解释道，能够塑造这样的角色，主要依赖于一种共同的人性。他说：“伊什特万并非与我完全不同——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都是人类，都是男性。这两点也是最核心的，正是基于这两点，他与我所经历的事情会存在巨大的重叠。即便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他的人生经历与我迥异，但作为人类的体验，仍存在广泛共通性。这也是我能够书写他的重要原因。”
谈到具体的创作方法，邵洛伊表示，他常通过纯粹的想象去构建伊什特万的世界。“如何做到？我想象他的世界，只是纯粹的想象。确实，我必须去想象很多东西，几乎要把一切都想象出来。我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情境中去设想。当然，伊什特万在很多方面并不像我，因此这更多是一种被动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思考伊什特万作为个体会如何回应这些情境，而他的反应当然不总是与我相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从别人的视角去想象世界。这整个过程在某中程度上就是写小说的本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肉身》更像是由一系列精彩的短篇焊接而成的整体。短篇小说家扎克•威廉姆斯（Zach Williams）曾指出，他近几年看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作品，往往来自那些借助短篇形式实现不同创作目标的作者。威廉姆斯认为，这种现象表面上可能与现代人的注意力衰退有关，但远不止于此。短篇小说的形式本身，与当下网络生活中的滑动与点击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
我问邵洛伊这是否也是他偏爱“短篇”结构的原因，他笑着回答：“确实，这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好处，但并不是我采用它的主要原因。不过它确实有益——对于生活在注意力容易分散的文化中的读者来说，这种形式非常合适。”在邵洛伊看来，这种相对独立的章节结构，其主要目的在于描绘时间的流逝。每一章只涵盖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通常以非常平凡、日常的方式呈现时间的流逝。然而，章节之间的空白——在故事中往往跨越数年——表达了另一种时间流逝的方式：回首往事，才发现某件事已经过去十年甚至更久，这种略带眩晕感的意识——生命在流逝、时间在积累——便由此产生。同时，这种结构也使得叙事充满趣味——每一章开头，读者通常并不完全清楚情景如何，正在发生什么。章节的前几页彷佛带领读者去发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种探索感会非常吸引人。邵洛伊坦言：“我通常很享受书的开头部分，因为它必须吸引读者、构建书中的世界。而在《肉身》中，这种体验在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出现。”
小说的“电影感”让读者如同观众般身临其境地观察人物和事件，感受时间流逝与情绪张力。我不禁问及电影对邵洛伊创作《肉身》的影响。他指出，电影和电视对当代小说家产生了深刻而无处不在的影响。当代小说家在创作时，无一例外地在内心深处融入了电影和电视的语言与叙事语法，也就是那种视觉化的叙事方式。想要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几乎不可能，因为它已经深深植入写作者，并且，其渗透性非常强。这种影响之广之深，几乎难以言表。
我注意到书中有好几处空白页的设置，而书的结尾甚至留了整整11页空白——我猜，这一定是有特殊寓意的：是为了让读者消化情绪？停下来思考？还是象征未知？邵洛伊告诉我，他希望在每一章之间留一些空白页，以强调章节间大量时间的流逝。此外，书中其他几处空白页，则是用来表达悲痛——人物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这些空白页承载的正是那种哀伤。他认为，有些经历是超越语言的，本质上是非言语的——例如极端的丧失、暴力、愤怒，甚至某些欲望，都难以用语言充分表达。因此，在特定时刻，空白页是传达这些情感的最佳方式。至于书末的11页空白？邵洛伊笑着表示，那只是印刷上的巧合。但如果读者愿意赋予它们意义，他也欣然接受。
有人将《肉身》归入“男性小说”，认为这本书探讨男性的沉默、扭曲、空洞与挫折等。对此，邵洛伊并不反驳。他表示，今年在各种采访中，他谈了很多关于男性小说家的衰落以及男性读者数量下降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客观现象——据统计，如今的读者中女性远多于男性，而现在写书的女性也明显多于男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应该读书。他认为，任何可能吸引男性的作品都是值得称道的。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肉身》是专为男性写的——它同样适合女性阅读。实际上，许多女性读者很喜欢这本书。他认为，《肉身》是写给所有人的，至少他希望如此。
此前，谈及写作的意义时，邵洛伊曾表示，“写作是一种处理你可能称之为‘痛苦’的方式。它或许不能算疗愈，但确实是一种处理你所经历的负面体验的途径。”当我追问哪些“负面体验”影响了他的创作时，他略显克制，但依然坦诚回答：“我不想过多谈及自己的经历，但像所有人一样，我的人生中也经历过困难、消极和痛苦的事情。对我来说，写小说是一种思考这些经历，或更广泛地思考生活的方式……而且我们往往会更多去思考那些消极的经历，而不是积极的经历。”
访谈尾声，他回忆起自己成为作家的经历。曾做销售的他并未真正投入，那并非一份理想的工作。他并非放弃好工作去写作，而是因为那份工作本身非常糟糕，至少不能称得上令人满意。于是，也因为没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选择，他才偶然成为了作家。他自认非常幸运——尽管努力工作，写出最好的书，但成功最终总需要一些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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