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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萨拉热窝的飞机上,我正在读一份报纸,一条内容引发了注意:特朗普指控尼日利亚国内存在对于基督徒的大规模屠杀,而美国有可能根据情势采取军事行动。我意识到,这件事与我此行的目的地之间存在着一些隐秘的关联,它们似乎拼成了一个更大的图谱。但我那时尚未完全弄清楚,这图谱所指向的是什么。
萨拉热窝的温度与伦敦所差不多,但是体感温度却大相径庭,一出室外,就能感受到凉飕飕的冷空气。在ATM机兑换了波黑“马克”,用它购买了一张当地的红色电话卡。
波黑马克与人民币的汇率大概在1:4上下浮动,它与欧元的比值大抵是1:2。波黑在战后实行货币统一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而选择与德国合作,将本国货币“波黑可兑换马克”锚定德国马克,此后又改为锚定欧元。后来德国人已经不用“马克”了,但是波黑人还在用它。如同东南欧的许多小国,虽然波黑如今仍未加入欧盟,但它事实上早已在欧洲大伞的荫庇之下。
萨拉热窝城区呈东西走向,米里雅茨河简直像一条小溪,宁静祥和,只有一些建筑上留下的弹孔在暗示着曾经发生过的战争。1992年4月5日至1996年2月29日,萨拉热窝曾遭遇过1425天的围困,整座城市被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包围,他们得到南斯拉夫人民军和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而城中主要是波什尼亚克穆斯林,还有部分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留在城内共同抵抗。
波黑刚刚经历了自1995年《代顿协议》(Dayton Agreement)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那份结束内战的协议将国家划分为两个实体——波什尼亚克人和克罗地亚人主导的联邦,以及塞族人控制的“塞族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 RS),并在上层建立一个松散的中央政府,由三位不同族裔的元首轮流执掌。这种制度维持了和平,却也让国家如同一座被细线牵扯的拼图。
今年初,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多迪克(Milorad Dodik)因拒绝承认国际监督机构的权威、公开宣称塞族共和国不再受国家司法体系约束,被法院判刑。作为回应,塞族共和国首都巴尼亚卢卡的议会迅速通过法案,禁止波黑国家警察与检察机关在其境内运作,着手建立自己的司法系统。那一刻,波黑的两个板块仿佛又开始向不同方向漂移,这张脆弱的拼图开始崩裂。
塞族的选举委员会宣布将于2025年11月23日举行提前总统选举,以应对多迪克可能被罢免后的空缺。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于10月批准延长欧盟维和部队“EUFOR Althea”的任务,明确强调“波黑的宪法秩序和法治必须得到维护”。
老城区的石板路通向巴什察尔希亚集市,那里的空气中混合着咖啡、羊肉和铁的气味。走过一排排售卖香料与地毯的小铺,街角传来一阵宣礼声——那是加齐•胡斯列夫贝格清真寺,萨拉热窝最古老的心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奥斯曼宫廷的御用国师米马尔•希南(Mimar Sinan)设计了这座建筑——这位奥斯曼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师常被与同时期的米开朗琪罗相比较。院内的喷泉仍在涓涓作响,信徒在水声中净手,准备礼拜。围墙外,行人脚步匆匆,没人因为宣礼声而停下。
加齐•胡斯列夫贝格清真寺波什尼亚克人穆斯林的世俗化程度有目共睹,我在一家酒吧遇到了Džan,他有着一张很英俊的脸,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我需要稍稍仰起头与他对视,从这个角度,他看起来有点像荷兰前锋罗宾•范佩西。
Džan的脸上写满了自信,他告诉我,他刚刚入职了一家美国公司。在萨拉热窝,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生计无忧,而且可能过得相当体面。他告诉我,这家名叫“raya71”的酒吧是整个萨拉热窝最好的一家音乐酒吧,“它非常开放,所有人都乐意前来。”有一位身穿银色紧身衣的女舞者在我旁边跳舞,她是这里常驻的女舞者。像全世界许多酒吧一样,这里需要一些带动气氛、招徕顾客的美丽女孩。我为她拍了一些照片,她希望我用Instagram发给她。
萨拉热窝的“Raya71”音乐酒吧我对Džan说,“我有一个疑问:你们波什尼亚克人基本上是穆斯林,而你们居然是可以饮酒的?”
“我们当然可以喝。只是有些人选择不喝,有些人选择不在清真寺附近喝,”Džan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宗教在这里更多只是一种身份,而不意味着严格的规矩。”
波斯尼亚人与伊斯兰的关系,可能正是欧盟那帮建制自由派们理想的政教模板。我好奇这背后更深的原因,揣着这个问题,我在萨拉热窝最知名的Buybook书店淘到了一本厚得像砖头的书——《世界的十字路口:伊斯兰与波斯尼亚历史、文化与政治论丛》(Crossroads of the world: Collected Essays on Islam and Bosnian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除了信仰有别,波黑三族的容貌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人们有时只需要一套共同的身份认同,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比如曾经铁托的社会主义方案。一个有着稳定预期的资本主义大概也不差,《代顿协议》的签署为这里带来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表面上,人们已经接受了某种普世价值作为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
有时候,凝聚人心的可以是一个共同的苦难故事。人们念及曾经可怖的遭遇,再大的气也都消了。在这个意义上说,“记忆”的作用无异于一种政治神学,我们之所以一直重复奥斯维辛的故事,归根到底是为了让这个信仰真空的20世纪能够有一个故事托底:即使人们不再相信天国了,也要让人们记住——地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维系人间的秩序仍然会是重要的。
所以波什尼亚克人可能要比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更同情加沙的遭遇,除了它们共同的信仰,更大的原因是他们也经历了那种毫无尊严的围城的日子。我大致数了数,在萨拉热窝的大街小巷,与波黑的国旗最常一起出现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红绿黑相间的旗帜。这与什么世界主义理念甚至都无关,而是波什尼亚克人一种纯粹的肌肉记忆。在萨拉热窝老城偏西的位置,那里曾经被称为“狙击手大街”,塞族武装就架枪在两侧的高处——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山上与未完工的大楼内,任何在街上行走、取水或开车的人,都可能成为狙击目标。街边的旧楼依然保留着弹痕,像是城市不愿掩饰的皱纹。当地人早已习惯与这些痕迹共处。
2
瑟比利喷泉旁的鸽子广场瑟比利喷泉(Sebilj Fountain)虽然名字叫喷泉,但它其实是一个奥斯曼风格的木质饮水台。几条并不宽阔的马路汇聚在“鸽子广场”,它们的交点就是瑟比利喷泉,这是萨拉热窝的凯旋门。无数的鸽子聚集于此,游客乐此不疲地给它们喂食。
我在瑟比利喷泉旁的长椅上认识了Anas,他留着两撇胡子,典型的西亚人面孔。Anas当时怀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婴,他衔着一个奶嘴,蓝绿色的瞳孔好奇地打量着我,偶尔,他的注意力会被广场上的鸽群吸引开。Anas告诉我,他们来自巴勒斯坦,这个襁褓中可爱的婴儿是他的孩子。
我没想到能在这里遇上巴勒斯坦人,登时来了兴趣。Anas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他的发音相当标准,他告诉我,他还有微信,因为他的工作是做摩托车轴承的经销,其中也有一些中国市场的生意。
“你来自巴勒斯坦哪个部分?我知道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海法。你听说过海法吗?”Anas问道。
我点头表示我知道这个地方。
“大概在北边,靠近黎巴嫩、叙利亚那一带……”Anas继续说。但微妙的是,我注意到,他的整个对话中,一直没有提到“以色列”这个词。
“海法,我记得它就在特拉维夫那一带,对吗?”我试探性地问。
“是的,但特拉维夫是更大的城市,海法在旁边,海法很漂亮。”
我扫码添加了Anas的微信,发现他的微信地区一栏上写着“以色列”。
Anas告诉我,他来到波斯尼亚的原因是,他娶了一位波斯尼亚的太太,但他也会在世界各地到处跑生意。我问他今晚或明天是否有时间,我想从他口中打探出更多的故事,但他推辞明天即将飞去罗马,有别的业务要忙。
“你勤奋得像个中国人?”我对他说。
“其实说实话,我认识的一些中国人,我并不喜欢。”他提起一位认识的在中国经销商女老板,“她后来赚大钱了,就变得很骄傲。人们应该谦虚一些。”
“谦虚应该是伊斯兰圣训里教导的最珍贵的品格,对吗?”我接着问到,“那你大概也不喜欢美国人吧?”
“美国人就更冷酷了。中国人至少还表面上很热情。”
我偶尔看向瑟比利喷泉旁的鸽群,有许多路人在投喂食物,鸽子排山倒海般扇动翅膀起起落落,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鸽子。有一些胆大的孩子喜欢扑到鸽群中间,试图去抓住其中一只,他们的家长在给他们拍照。
我接着对Anas说:“其实从伦敦来之前,我对波斯尼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我觉得这里可能是个有些落后,而且气氛会有点紧张。但没想到,它如此和平。”
Anas说:“波斯尼亚非常和平,我敢说——绝对比伦敦要和平得多。我了解伦敦,我有认识的人住在伦敦,我经常从电视上看到伦敦各种各样的袭击事件。萨拉热窝绝不会有这种事。”
我与Anas道别,让他到了中国记得联系我。他的孩子盯着时不时翻飞的鸽子,这些鸽子似乎很通人性,它们停在各处,但从不飞进婴儿车。

我后来发现,萨拉热窝不光有鸽子,也有乌鸦。鸽子一般成群结队扎堆飞行,乌鸦则零零星星,它们飞行的轨迹也各不相同,更像是一种盘桓。这种黑色的鸟类似乎很理解城市的气氛,它们最常出现的地方是公墓,在“黄堡”(yellow fortness)前有一片半山坡上的公墓,里面大多是波斯尼亚战争的逝者,墓碑上死亡的时间都在1993-1995年之间。有乌鸦喜欢在此盘桓,偶尔发出扰人的鸣叫;我还在萨拉热窝中央车站的广场上空看到过它们,伴随着清晨的晨雾,这座有着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宏大风格的旧建筑萦绕着一种肃杀之感。
在萨拉热窝,乌鸦和鸽子经常一起出现,啄石板路遗落的谷粒来吃,只有凑近了看,你才会发现其中的区别——乌鸦有一个厚大而略带弯曲的喙,像插图里的伴随瘟疫出现的死神。
3
铁托咖啡馆内的铁托半身像下午四点钟天光就逐渐地暗了,周中晚上的萨拉热窝街头空寂无人,阿瓦兹扭塔(Avaz Twist Tower)孤独地伫立着,它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最高的摩天大楼。在它的南边是国家博物馆,“铁托咖啡厅”(Cafe Tito)藏在那的一个角落,它的门口陈列着淘汰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每个真左派或者伪左派都会来这里打卡,在吧台旁边,有一座铁铸的半身像,服务生都装着印着铁托的红色头像的T恤衫。就像切•格瓦拉一样,铁托变成了一个酷炫的符号。
不过,萨拉热窝反倒不太有在苏东国家普遍弥漫的一种抑郁和感伤的氛围,南斯拉夫过去了就过去了。人们只在文化上对它有所怀想,但绝不会尝试去复辟它。
我在一家小店坐了下来,询问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是否有当地特色食物推荐,他向我推荐了一种波斯尼亚肉饼——Börek,以及一种波斯尼亚地道的酸奶。
可惜,它的馅皮又厚又硬,而酸奶尝起来也有一种馊味,那个男子问我觉得味道如何,我回答:“不错,我挺喜欢的。”但我其实一个都不喜欢。男子简单地微笑了一下。十分钟后,那个男子起身走出门,他向我道别,并告诉我,他已经为我结过了账。我顿时哑然,冲出店门向他索要了WhatsApp账号。
他叫Ismar。“感谢你先生,请保持联系,”我对他说。
“我只想要你记得,波斯尼亚人都是很好的人,”Ismar很潇洒地转身,落下了这句话,然后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我记得他道别的方式充满了戏剧性,像是之前排练过。
用餐后,我沿着石板路向西行,不出三分钟,就有一个浅咖肤色的女孩叫住了我。我从她那零零碎碎的英文中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说她太饿了,需要一些吃的。她的眼神楚楚可怜,考虑到北半球已近入冬,她身上的穿着相当单薄。她重复着“Please”这个词,她对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标准得很反常。我还沉浸在人性的善意之中——Ismar刚才请了我一顿饭餐,我想着我应该回馈给波斯尼亚一些什么。
我于是带女孩去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她有些放肆地开始抓取冷藏柜里的三明治、香肠与汉堡包。我告诉她,我最多只能资助她10马克,我用那张纸币在她眼前晃荡。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放回了一些商品。最后结账的账目显示,她挑选的零食总额不多不少,正好10马克。
她向我致谢,毕恭毕敬地道别。我远远地观察她,于是不出意外地看见,她走到百米开外,继续搭讪下一位路人。尽管我早已料想到会是如此,但真相大白后,仍然感觉有些失望。
我后来逐渐发现,这种贩卖同情的伎俩,是波斯尼亚的某种常态,整个旅途中,我见到不下五个向我直接乞求资助的路人。有人看见我胸前悬挂的相机两眼放光,我起初以为他只是热情地想要拍照,就像我在伦敦街头遇见的那些路人,其实他们心里想的多半是——会破费买一台相机的摄影爱好者,大概有闲钱、也有爱心施舍给路过的穷苦人。
不过转念想,这些人的贫穷都是真实的,他们的饥饿也是真实的,有时候,人的具体处境太复杂,以至于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一个人究竟算不算是在行骗?或者这仅仅是一种需要被宽宥的、弱者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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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什察尔希亚集市售卖的埃丁•哲科球衣集市上四处可见埃丁•哲科(Edin Džeko)的球衣,他的球衣被与梅西和C罗并排挂在一起。这位克族波黑前锋有点像波斯尼亚的国家英雄。我一直认为哲科是一位被低估的球员,他的职业态度出众,竞技状态也一直维持得极好,最重要的是,他保持着很高的进球效率。
世人皆知塞尔吉奥•阿奎罗打入的那粒让曼城捧得英超冠军的绝杀进球,但很少人记得,在曼城反超之前,攻入扳平比分的头球的正是哲科。在国际米兰,劳塔罗•马丁内斯则似乎是那个更受关注的球员。哲科的生涯被巨星们掩盖了光芒,但在波黑国家队他是当之无愧的头牌。
哲科被许多波黑人视为“和解”的象征:他那种克制的谦逊与自律、那种素净而无害的英俊脸庞,让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超越民族的可能。当他带领波黑国家队在2014年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时,全国范围内——包括塞族和克族地区——都出现了罕见的共同庆祝狂欢的场面。
然而,足球有时同样意味着某种撕裂。它的狂热性往往会强化地域和身份认同,就像有人认为1990年5月那场贝尔格莱德红星与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比赛视作南斯拉夫内战的前奏——塞族与克族球迷爆发激烈冲突,警方被指偏袒塞族,场面失控;迪纳摩球员博班为保护球迷踢伤警察,比赛被迫取消。
你会在萨拉热窝的大街小巷看到一个神秘的头像——它被简易地喷印在墙上、电线杆上、甚至商店卷帘门上。Google识图告诉我,他的名字叫Vedran Puljić,是一名支持FK Sarajevo俱乐部的球迷。在2009年10月4日于西赫尔采哥维那(Široki Brijeg)进行的NK Široki Brijeg对阵FK Sarajevo的联赛中,双方球迷及警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Puljić在冲突中不幸遇害,经法医确认死因为枪伤,年仅24岁。
Puljić的遇害地西赫尔采哥维那是一个克罗地亚族占多数、信奉天主教的城市。而他本人却是来自萨拉热窝的波什尼亚克穆斯林。此事件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支持者要求查明责任,并认为警方与当地人士存在包庇或执法失当。在公众叙事里,该事件被迅速转化为一种民族对立的隐喻:来自萨拉热窝的青年被敌对地区的武装力量射杀,而国家司法却无力追责。它让Puljić变成一种政治裂痕的投影——他似乎代表了一种被国家建构的话语所淹没的声音,其中藏匿着被掩盖的愤怒与身份认同的焦虑。战争结束了,但正义不彰;有时候你会明白,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其实只是“算了”,而并非“原谅”。
Vedran Puljić的画像Vedran Puljić的头像的确像是一个鬼魂。他似乎有一个宽阔的额头,以及一个深深的眼窝,嘴角有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他时不时地出现,在夜晚,这张脸有某种莫名的恐怖。
我的住地在米里雅茨河的南岸,它也是特雷贝维其山的北麓,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阶梯以及深夜空寂无人的小巷,能感觉到一种非常瘆人的寒意。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像这样的心悸。我并不是一个怕黑的人,只是在那个瞬间忽然意识到,身边可能的确遍布着许许多多像Puljić一样的鬼魂。这不只是一种比喻。
我可以感觉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有些劫数尚未完全过去。就像鸽子和乌鸦同时存在着,和平与死亡也同时存在着。我同时悲观地意识到,因为人类历史某种残酷的、不变的悲剧性,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不会只是一种偶然。就像一个漂浮着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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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之火”十月末,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对波黑塞族领袖多迪克的制裁。那原本是拜登主政时期所设,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除了颠覆活动外,“多迪克还利用其在波黑的官方职位,通过贪污、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腐败手段积累个人财富。这些行为加在一起,威胁到波黑的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代顿协议》,从而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不稳定。”
而特朗普政府的撤销制裁,只留下了几句模糊的外交辞令,其中提到塞族议会“最近表现出建设性”。在巴尔干,这样的“建设性”常常意味着顺应力量,而非信念。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在多迪克背后,站着塞尔维亚,而塞尔维亚的背后,则站着普京;三年多来,“俄罗斯因素”隐秘地搅动着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顿涅茨克的战火在明处,而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与巴尔干地区崛起的极右翼势力则不易察觉,但它们都与莫斯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不论是出于何种考量,美国此时此刻对于多迪克的“赦免”,似乎是某种对于普京的安抚,但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也折射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隐秘转向。
我逐渐明白,在飞机上看到的那则特朗普与尼日利亚的新闻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保守主义的复苏,这个世界即将重新回到一种宗教话语主导的叙事,过去的三十年,这种话语被一种历史已经终结的乐观语气压制住了。萨拉热窝的和平是后冷战状态的馈赠。此刻,一张新的精神地图正在被徐徐展开:它将不再以人权区分敌我,而是以信仰的阵营重新排位——一个渴望回归基督教秩序的美国,迫切地寻求同为基督(东正教)世界的斯拉夫人的支持。
在萨拉热窝,人们仍能在街角的咖啡馆里谈论欧盟、签证、汇率;但在这些安静的对话背后,另一种旧的分界正在复活——那是属于东正教与天主教、伊斯兰与西方、民族与帝国的线条。
你现在还可以在中文网络上搜到1995年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拜登,如何声嘶力竭地讨伐发生在波黑斯雷布雷尼察的、塞族武装对于波斯尼亚人的屠杀。当时的拜登仍然思路敏捷、口若悬河,他言辞激烈地呼吁美国必须军事干预波斯尼亚的“种族灭绝”,他劝说国会的同仁们抛开宗教歧见,仅以人道主义看待巴尔干的兵锋——“如果这(军事介入)不代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那么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任何事情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这次不再是犹太人了,而主要是穆斯林,”拜登说道,“‘种族清洗’,那不是个杀菌术语吗?”
而今年恰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三十周年。
位于市中心的Maršala Tita大街与Ferhadija街交汇处的“永恒之火”(波语:Vječna vatra)是这座城市最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之一。这团火焰自1946年4月6日点燃以来,从未熄灭——那天是萨拉热窝从纳粹德国占领下解放的纪念日。它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南斯拉夫人民军士兵与萨拉热窝市民。
纪念碑的设计出自著名雕塑家Juraj Neidhardt。在一个半圆形的石制壁龛中,镶嵌着纪念文字,壁龛底部的铜盆中燃烧着天然气火焰。火焰上方刻有一段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成的碑文,意为:“对解放者永远的感激,对未来永恒的希望。”
这里之于萨拉热窝如同皮卡迪利(piccadilly)广场之于伦敦,无数的车流在这里经过。在萨拉热窝的短短几天,我数次经过这里。许多游人都会驻足片刻,凑近火焰取暖,它像是城市中央的一个大型壁炉。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团体在火焰旁拉起横幅抗议,一张告示牌上,内塔尼亚胡的照片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巴尔干“火药桶”之所以是“火药桶”,大概因为它处在所有文明的交汇地带,当世界的时代精神再次转向冲突与争战,骚动也将从这里开始。春江水暖,萨拉热窝先知。
这座城市将要面临的挑战在于——那种“记忆”的力量、那种被苦难凝成的共识政治、那种浅薄而欢乐的世俗主义,是否能够抵御“遗忘”的力量、抵御野心家的觊觎和搅扰,抵御那种内在于人心中对身份的固执寻求与对混沌的幽暗渴望。
这会是一场真正艰难的战役,如果萨拉热窝能够克服它,我们将会对世界和人性抱有更大的信心。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摄影:范力文,编辑邮箱:zhen.zh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