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丹妮尔（Danielle）是一位加拿大籍教师兼企业家，她于2008年移居上海，除了大学学习细胞生物学专业外，几乎没有其他经验。丹妮尔从零开始，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了上海英语教育市场上极富名气的教师。她曾在中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和培训中心任教，在她在华居住的十五年间，接触过数千名学生。丹妮尔以其创新课程而闻名。2011年，她设计并教授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正式项目式学习（PBL）课程之一。此后，她为中国学校创建了数十门专题式学习（PBL）课程。如今，她在加拿大经营着一所儿童戏剧学校，并继续为中国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开发英语课程。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丹妮尔问：你曾在中国上海工作生活15年，你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感受？能否描述你所观察到的上海城市魅力？
丹妮尔：上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里是一个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有梦想都受欢迎的地方，城市魅力的最大部分在于其人民。这里有着来自外地人、外地人和老上海人的迷人组合。如此多的人从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来到上海，带着他们的计划和抱负。他们对结识新人和学习新技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上海人本身稳重、务实，并欢迎新来者。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这使得在这里找到加入的项目或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来共同实现你的宏大构想变得容易。这里有一种乐观的氛围。你会看到人们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来到火车站，暂时还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们相信，因为这里是上海，他们将找到自己的机遇。我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我从广州乘火车抵达上海，只带了一个行李箱和几百元人民币。我很快找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不久后成为班主任，接着担任学校管理者，最后成为企业主。上海将改变你的生活。它充满活力，充满渴望，充满生命力。事物总是在变化，但同时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感。你可能会在某个热门的新餐厅参加一场令人兴奋的创意会议，突然之间，你抬头看到老邻居们在一家世代经营的拉面馆外摆起了象棋局。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氛围。
问：特朗普政府已对加拿大实施了新的高额关税。这给你和你的家庭生活带来什么压力？你如何看待美国关税的影响？
丹妮尔：大多数加拿大人通过不购买美国产品来应对特朗普加征的关税，我想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和丈夫已经倾向于尽可能支持本地企业，因此在经济上我们并非完全受到关税的影响。然而，这令人沮丧，因为美国出台的政策是如此不合逻辑。每个人都受到损害，没有人受益，我确实对我们的投资感到担忧。看到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步履蹒跚，这确实令人难过，但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让他们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失误而更加强大。
问：你在中国教授英语的这段时间里，你注意到了中国父母对儿童英语教育的强烈热情吗？目前，中国国内对英语的抵触情绪日益增强，英语地位也在逐渐削弱。从中国参与国际化角度看，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丹妮尔：吸引孩子们的并非英语本身，而是他们从中享受的文化交流体验。中国孩子非常好奇，对结识不同的人充满兴趣。此外，外籍英语课程因其互动性和娱乐性质而变得有趣，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游戏和社交互动来获取知识。毫无疑问，高考中减少对英语的重视正在降低其在中国家庭父母心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对文化交流的好奇和渴望在大多数人中仍然存在并蓬勃发展。对于愿意更新课程以满足新需求的教育公司而言，机会众多。中国学校已邀请我为他们设计一系列课程，涵盖城市设计、创业精神以及情绪韧性等领域。中国的创新教育领域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问：你对中国英语教育市场有什么看法？“内卷”一词目前在中国非常流行，许多曾在欧洲和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正返回中国，开始从事与语言相关的业务。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在学习中的广泛应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丹妮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的两个学生现在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回国创业。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将基于项目的课程引入福建省的学校，试点会从下个月开始。他们将在混合语言环境中学习，其中一些是英语，一些是汉语。聪明的教师，包括我的两位前学生，正在创新并利用人工智能来发挥自身优势。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具，我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拥抱新技术，引导学生负责任地使用它。教育模式在东方和西方都是过时的。教育设计和教学的革命环境已经成熟，那些准备好创新和适应的人可能会做得很好。关于“入侵”，这意味着一种“淘宝”效应，消费者优先选择最经济的，质量下降以满足低价预期，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企业唯一可用的策略。廉价、快速、低质量的产品永远会有市场，高端、个性化的产品也永远会有市场。每个企业都必须决定谁是他们的客户。那些专注于快速、低价英语教育产品的公司将面临来自人工智能模型的激烈竞争，后者在服务于大众方面表现出色。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教育者应该专注于提供超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以更高的价格为每个学生提供高投资。这意味着与学生和家庭建立关系，对他们的成功感兴趣，并围绕个人需求制作内容。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
问：中国经济显然已经发生了转变。你在国外感受到这种转变的迹象吗？你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何看法？
丹妮尔：自我2008年来到中国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上海的第一套公寓是上海体育馆附近的一套3000元的小一居室，在我住的那条街尽头的一个门店外，有一个人卖盗版DVD，他当时50多岁，靠卖DVD每月挣1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是用来供女儿上大学的。她是他家第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那时候每个人口袋里都有现金，从住在高管套房的人到地铁站外卖煎饼的女士。我认为上海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模式。创业没有任何障碍，无论多小。现在，街头小贩和市场大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这对城市和商业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加拿大，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监管环境，我同意监管是管理经济的强大工具。但我认为，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应该有很大的学习和成长空间。当老板几乎总是比当工人更有优势，让新老板背上具有挑战性的规则，让人们很难从在企业工作跳到拥有一家企业。尽管我们关注大企业，但小企业创造了大多数就业机会并推动了经济。我强烈认为，政府应该支持那些希望创办新公司的人，并为那些拥有巨大竞争优势，如果行为不当有更大危害潜力的大品牌保留法规。西方在这方面做得也不是特别好。在美国，大企业可以随心所欲，而美发师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仅仅为了在新城市工作，就必须经过重新许可程序。加拿大在监管大公司方面做得稍好一些，但小公司在起步时有很多合规问题需要处理。从全球来看，情况不断变化，预测任何市场的未来都具有挑战性，但每个周期都有赢家，无论他们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人们都应该准备好适应新环境，拥抱而不是抵制变化。中国像每个国家一样面临挑战，但它也有成功所需的一切。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对小企业家的支持和更多的国际合作。
问：基于FT中文在全球华语世界的影响力，你想对读者说些什么？你对“加拿大-中国”关系有什么展望吗？
丹妮尔：我想对我的老学生以及2000年代和2010年代英语热潮中的所有前学生说几句话。这些孩子现在都将完成大学学业或开始工作。当我开始教学时，经济前景非常乐观，我们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努力学习，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牺牲了很多童年时光来努力学习，而现在他们开始步入职场，却发现环境比我们预想的更为艰难。我想告诉他们不要气馁。在课堂上，我总是鼓励孩子们面对命运的起伏——前一秒你可能春风得意，下一秒就可能跌入低谷。我们不仅教授英语，还教授韧性、力量和社交智慧。这些技能现在具有巨大的价值。保持灵活性，适应变化，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结交朋友。这些是成功的关键。您问到中加关系，我想说“一个朋友胜过无数敌人”。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不同国家的人们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花时间建立文化桥梁，促进相互理解是值得的，我们应该敞开心扉，而不是紧闭大门。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目前正在推动辐射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