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诺奖时节。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归属都会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也不例外。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学者，因“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获奖。
奖项刚刚公布时，业内外反响不一。如何看待本次诺奖？其实他们的研究也可以回应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
增长理论与诺奖
“又是增长理论”。
对于不少业内学者，听到诺奖公布，第一感觉不约而同都是如此。此前，1987年罗伯特・索罗因“新古典增长理论”获奖，2018年保罗・罗默因“内生增长理论”获奖，二者均为增长理论的关键突破，本次获奖成果则是对“创新驱动增长机制”的进一步深化。
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今年的获奖内容有些“水”，一些业外朋友觉得，“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为何还值得诺奖认可？其实，这与诺贝尔奖本身的定位有关：它的颁奖对象往往是功成名就者，奖励的是他们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学术成就。因此，今天我们眼中的“常识”，在当年可能是颠覆认知的石破天惊洞见。
为什么增长理论会受到诺奖的持续青睐？因为它几乎是经济学的“圣杯”。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并未实现持续增长；直到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才开启经济增长奇迹，进而带动全球经济起飞。正是有了这一增长奇迹，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否则，此前的经济研究更像是政治学的分支，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都相对有限。因此，增长理论对经济学学科而言至关重要，从这一角度看，将奖项颁给三位学者，并无不妥。
增长理论的演进：从“黑箱”到“创新机制”
关于增长理论的发展，绕不开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上世纪50年代，索罗在分析美国经济数据时发现：资本和劳动仅能解释12.5%的经济增长，剩下87.5%的增长动力来自“技术进步”——但他无法进一步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这一未破解的部分被称为增长理论的“黑箱”。
“技术进步”作为索罗定量分析中的残差项，本身是个宽泛概念，几乎像个“箩筐”，各类未明确的增长因素都能往里装。索罗本人也承认这是其理论的局限。此后，保罗・罗默提出“内生增长理论”，填补了部分空白：他认为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具有“非竞争性”（一人使用不影响他人使用）和“部分排他性”（可通过专利等方式保护），因此知识积累能带来持续收益，进而驱动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也让他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罗默的理论仍有局限：比如知识如何被生产、创新的具体运作机制等问题，他并未完全解释清楚。
自然，这样的理论空白并非没人关注。早在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造性破坏”。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驱动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或经验，而是新产品、新技术引发的竞争。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灵魂”不是价格战，而是“创新战”。这一洞察深刻且激进，但由于难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熊彼特的理论长期被主流学界冷落：尽管在产业界、政策界一直受重视，但其在学术圈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而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贡献，正在于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与框架，完善了对“创新驱动增长”的解释——不仅有理论论证，还通过数学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虽共同获奖，但乔尔・莫基尔独得一半奖金，这也体现出他的贡献更为突出。作为经济史学家，莫基尔的核心贡献是“明确了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他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后，经济增长成为常态？他提出“有用知识”的概念：工业革命前，创新主要依赖“指令性知识”（即工匠通过经验积累的“怎么做”的技术，比如熟练的打铁技艺），这类知识的持有者往往不懂背后的原理，也无法将其总结为理论，因此难以传播，即便传播也只能通过漫长的学徒制。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7至18世纪，比如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思想家，强调通过“实验方法”探索自然规律，技术不再是零星的经验发现，而是形成了“可理解、可改进、可推广”的知识体系——这正是“工业启蒙”的核心特征。
比如我们熟知的蒸汽机发明者瓦特，其成就并非孤立：瓦特是英国伯明翰“月光社”的成员，这个社群聚集了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共同探讨热力学原理、蒸汽机改进方向，以及化学在工业中的应用。这些讨论不仅启发了瓦特，更推动了整个工业革命的进程——这也印证了思想史的一个观点：“天才并非孤立出现，而是成群涌现”。
瓦特能成功改进蒸汽机，不仅依赖热力学的科学基础，还离不开伙伴的商业化能力（如马修・博尔顿），以及伯明翰成熟的工业网络：只有熟练的工匠，才能将理论转化为精密的机械实践。这一过程揭示了创新的本质：每一项发明都为后续的持续创新铺平道路，莫基尔将这一现象称为“工业启蒙”——他的核心洞察在于，创新不仅需要天才，更需要一个支持知识流动、能让创新扩散的社会体系。
阿吉翁和豪伊特则更进一步：他们用数学模型解释了创新的运作机制，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从定性洞察转化为可计算的科学框架。这一模型的深刻之处在于：一方面，创新需要“租金”（如专利收益、垄断利润）来激励创新者；但另一方面，现有创新者往往会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续创新，以避免自身被淘汰。因此，今天的创新者可能成为明天的利益集团，甚至反过来阻碍创新，这种平衡对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看不见的主角：企业家
市场经济常提“看不见的手”来表示市场机制，但在创新领域，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人”，那就是创新的核心主角。
谁是创新的主角？是科学家？是一线技术人员？还是大学教授？他们或许都是参与者，但都不是核心，核心主角实际上是企业家。
可以说，以往的主流经济学（包括索罗、罗默的理论），都或多或少忽略了“企业家”的贡献。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在理论中一定程度修正了这种漠视，但做得可能还不够。
对比之下，熊彼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早早就认识到，创新的核心不仅是“创造性破坏”，更是“企业家”这一主体。熊彼特强调，单纯的“发明”不等于“创新”；只有当企业家通过发现需求、创造需求，将发明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时，才是真正的创新。
我在《徐瑾经济学思维课》中指出，熊彼特很早就强调区分企业家与发明家：发明是做出技术突破，而创新是让发明产生实际价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能力。比如爱迪生，他不只是“发明电灯的人”，更关键的是，他通过建立电力网络、改进生产工艺，让电灯这一发明实现了广泛应用，真正完成了“创新”。
这一看似常识的观点，至今仍存在争议。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对此有犀利见解：她系统批判了主流增长理论，认为历史决定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年鉴学派的“物质决定论”，甚至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理论”，都未能抓住增长的核心；此外，她对数理经济学派的内生增长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前些年获诺奖的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也提出了诸多质疑。
但麦克洛斯基的本意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强调一个核心观点：17至19世纪西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观念与价值观的转变”——具体而言，整个社会对商业、对企业家的态度，从“鄙视”转向“尊重”，赋予了资产阶级（尤其是企业家）“尊严”与“经济自由”，正是这种转变，催生了持续的增长进程。她认为，工业革命犹如大潮，它托起了包含穷人在内的所有的船只，“这股大潮的源头，是普通资产阶级及其创新所获得的新尊严与新自由。”
可以说，麦克洛斯基明确指出了一个核心：“有尊严的企业家群体”，需要“能保障尊严的自由市场”。她甚至以中国为例，提出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同样体现了“企业家尊严”的价值——当社会对企业家的态度从“排斥”转向“接纳”，当企业家获得更多经营自由时，经济活力便随之释放。我曾与麦克洛斯基交流，她曾经吐槽诺贝尔奖的评选像抽奖：具备获奖资格的学者太多，”最终获奖者可能是这个人，也可能是那个人”，因此，我们看待诺奖时应保持平常心，不必将其视为“绝对权威”——毕竟，诺奖也会受到评价视角、学术潮流的影响，难免存在争议。
结语：增长的真相与中国的创新困境
增长的真相，远比任何单一理论都复杂——它是制度、观念、文化、技术、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中国企业家地位的变迁为例，这种复杂性尤为明显。
先秦时期，商人的地位不高，且多带有政治投机色彩；秦汉确立“重农抑商”国策后，商人更是被视为“士农工商”社会序列中的末等。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始终与权力走得太近：即便富甲一方，也需依赖权力求存。我在《白银帝国》中曾写过明朝沈万三，他被朱元璋抄家的细节未必真实，但这个传说恰恰印证了首富地位随时可能被权力剥夺的真实处境；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同样没能走出“以权逐利、以利固权”的循环——最终因权力斗争失败，落得家产散尽的结局。
从金钱到财富的关系，也暴露了很多文化差异。在国外，如果一个人赚钱或者成为企业家，金钱被认为是对他的奖励，财富是社会给出的欠条，他随时可以将其兑现。但在国内，就感觉如果你赚钱或者你成为企业家，感觉更多时候是你欠下对社会隐形的债务，随时可能被清算。就像《人民的名义》的经典台词，“偷税、漏税、行贿，政府那么多筐，总有那么一筐把你装进去”、“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有尊严的企业家精神”，能否真正落地为推动创新的常态？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为复杂——所有理论都必须回到现实语境中检验。
以中国的研发投入与成果转化率为例：近年来中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4年研发投入达3.6万亿元，占GDP比重2.68%，这已经是世界前列。但不少研究指出，中国前沿技术的整体转化率，与发达国家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这一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若用今年诺奖得主莫基尔的“有用知识”框架来看：中国并不缺乏“指令性知识”（技术工艺）和“命题性知识”（基础科研成果）。真正缺乏的，可能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即理论如何指导技术迭代，技术实践如何反哺理论创新。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与舆论环境。恰如诺奖颁布期间，《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发布的微博所言：“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他特别强调，“民企高管或中层也是如此”，“很多群体的个性化表达，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这一观察看似与增长理论无关，实则关涉创新的要害。
用经济学框架分析：一个社会中，若更多人不敢发声、行为趋于谨慎，意味着什么？本质上，“缺乏宽容”就等于“抑制思考”——而思考是创新的源头。无论是今年诺奖的理论，还是胡锡进的观察，本质上都是常识：即便这些常识未被模型化、数理化，未被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学术化，依然切中了创新的核心需求——创新需要容错机制，需要允许失败、包容试错。
我在《白银帝国》中，曾讨论过中国历史上的创新困境：中国从不缺乏孤立的技术突破（如宋代活字印刷、明代造船技术甚至纸币等金融技术），但始终无法突破制度的“天花板”，最终这些突破都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再到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发展，一次次尝试都未能跳出“技术突破易、制度创新难”的循环。
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走出了类似循环？答案还需要时间检验。但今年的诺奖提醒我们：增长的秘密不在于投入多少资源，而在于构建“让创新成为常态的系统”——这个系统不是单一政策的产物，而是社会合力的结果：既需要保护创新的制度，也需要尊重企业家的观念，更需要包容试错的文化。
对数代中国人而言，我们不同程度见证了中国增长奇迹”的诞生：增长是切身命题——我们受益于增长带来的物质改善，而中产软阶层当下的诸多焦虑，也源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就业困境、产业转型、收入差距等。
正如经济学家卢卡斯所言，一旦你开始思考增长，你就无法思考其他问题。对于曾受益于中国增长的我们而言，思考增长的本质、探索创新的路径，不仅是对经济未来的关切，更是对自身命运的追问。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公号”重要的是经济“，读者交流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