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和美国法学界的交流渐渐少了，以至于今天才知道孔杰荣（Jerry）已于前日仙逝，享年95岁高龄。以下短文并非为追忆而写，而是2020年Jerry九十大寿，活动组织者要我写点关于他的故事，在此权作为对这位可敬前辈的追思。
我不擅长讲故事，所以这也不是任何意义的“故事”，只是我对Jerry的点滴“观感”。作为中国法研究的世界级“元老”，Jerry在我心中一直是为中国争取人权和法治的“不老松”。
我第一次见Jerry是近二十年前了，当时我还在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范健院长约了他在夫子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吃饭，一个不靠谱的司机把我绕来绕去，让我迟到了半小时。我还记得，Jerry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哈，老板终于现身了！”我知道老爷子对我有点意见，赶紧和他多喝了两杯。二十年过去，我的头发都白了，他基本上还是当初那个样子，真是没办法，有些事不服不行。
Jerry一直保持年轻，当然和他举重若轻、诙谐幽默的性格有关，这是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深有体会的。但我认为，他的直言快语也是一个因素。之后，我在中国还见过他几次；每次会上发言，他都言辞犀利，几乎没有保留——当然，他对中国在刑法实践等领域的犀利批评被他的幽默表述冲淡了。作为一位著名外籍学者，他的发言不需要国内学者的那种顾虑，但在中国研究领域，有各种顾虑、保留和权衡也完全可以理解，我就不必展开说了。Jerry的坦率让我想起中国“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教授（另外两位是江平和李步云教授）传授他的“长寿秘诀”：讲真话、讲实话。长寿无国界，率真是秘诀。
Jerry的平易近人、乐善好施让每一个中国法学者、学生都倍感亲切，许多人会把他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甚至认为，中国“法治三老”还应该加上他一个。近年来，中国法治环境每况愈下，Jerry这门中国法的“老炮”更显得弥足珍贵。每次国内遇到人权法治事件，Jerry都义不容辞、有求必应，真的是非常给力。
2016年秋，我带了一群美国宪法的粉丝来纽约大学拜会Jerry的中国法中心。承蒙他专门为我主持了一场讲座——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法治对话。会场上，每个人都领略了他的风采、风趣和英式绅士风度。吃完晚饭，我们一起打车回去。在车上，他对我讲了他早年是如何阴差阳错、误打误撞开始研究中国法的故事，许多人应该都知道这个故事。临别时，我握着他的手说：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一个“幸运的误会”。有这么一位出色的人涉猎中国法，并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法治鼓与呼——这真的是中国的幸运。
近十年后，中美许多方面物是人非，但Jerry在中国法领域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会变。我听美国朋友说，哥大出版社不久前刚出版了他的自传，真是令人欣慰，只是因为资料实在太丰富，不得不割爱删掉了一些文字。我希望中国能尽快出版自传的中译本，最好是未删节版。Jerry的一生不仅是一部丰富的中美关系史，也是一部厚重的中国法治史。
愿Jerry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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