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派意见领袖、被认为是美国MAGA运动“青年团团长”的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大学演讲时遭遇枪击致死一案，不仅再次引发了美国的党派和左右之争，也将美国的控枪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血腥的现场、无辜的死伤，以及事后引发的全国性争论，几乎在美国每一次重大枪击案后都会重复。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支持加强控枪措施，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悲情过后，一切重归沉寂，控枪法案在国会夭折，社会陷入新一轮等待下一次悲剧的循环。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在美国这个枪杀频繁发生的国家，为什么控枪竟如此之难？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须回到美国的历史。美国的拥枪传统根深蒂固，几乎与这个国家的建国史密不可分。在殖民地时期，民兵组织依赖枪支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独立战争的胜利让枪械成为自由的象征。此后，向西部开拓的移民同样依赖枪支自卫和狩猎。由此形成的文化观念是，枪不仅是工具，更是“自由人”的标志。美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普遍认为，一个武装的公民群体是防止政府专制的保障。于是，宪法第二修正案写入了“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的条文。这段文字不仅是法律条款，更在长期政治文化中固化为意识形态，成为许多美国人认为的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
柯克案发生后，不少右翼声音第一时间强调的不是哀悼或控枪，而是提醒社会不要因个别案件限制公民的根本自由，就是柯克本人之前也表示，“每年出现一些不幸的枪击死亡”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这样美国人才能拥有宪法第二修正案，从而保护上帝赋予美国人的其他权利。他把这看作一笔明智的交易，正是此种历史文化惯性的体现。
其次，从法律角度看，美国控枪的难题被制度化了。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曾长期存在争议，它究竟是保障各州民兵的权利，还是保护个人持枪的权利？直到2008年的Heller案，美国最高法院才明确裁定，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拥枪权。两年后的McDonald案进一步确认，这项权利适用于各州，而不仅仅在联邦层面。换句话说，个人持枪成为了宪法级别的基本权利。任何试图推行严格控枪的立法，都必须通过合宪性检验，这在司法层面大大提高了门槛。
重要的还在于，美国是个判例法国家，司法制度强调“先例约束”，最高法院的判决一旦确立，就会对下级法院和未来案件产生长期约束。这意味着即便公众支持控枪，国会通过新法，也可能因为违宪被推翻。柯克案发生后，民主党议员提出要限制某类半自动武器，但反对者立即援引最高法院判例，称这属于“常见用途”的武器，受到第二修正案保护。法律成为控枪推进的一道铁壁。
第三个障碍来自政治现实。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而控枪问题几乎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水岭。民主党在城市地区选民支持下，普遍倾向推动更严格的背景调查、限制突击步枪和大容量弹匣；共和党则依靠乡村和保守州的支持，坚决维护拥枪权。两党的分歧几乎难以调和，而国会的高度极化使任何一项需要跨党派合作的控枪法案都难以过关。即便偶尔出现“跨党派”法案，如2022年拜登签署的《两党更安全社区法》，其内容也只是一些边缘性调整，例如增加年轻购枪者的背景审查、资助心理健康服务，而远远没有触及枪支市场的核心。
此外，美国的联邦制进一步加大了分歧。各州有权制定自己的枪支法规，结果就是全国版图上呈现出南北、东西的巨大差异。纽约、加州等“蓝州”采取严格管制，而德州、佛州等“红州”则允许公开携枪甚至取消许可证要求。柯克案发生在一个枪支法宽松的州，州政府反而以“更多好人持枪才能防止坏人犯罪”为由，拒绝任何限制措施。由此，控枪问题不仅是联邦与州之间的冲突，也是州与州之间的撕裂。
第四个角度，则是深厚的利益结构。美国的枪支产业是个庞大的经济体，从制造、销售到相关服务，牵涉数十亿美元和数百万就业岗位。全国步枪协会（NRA）等利益集团长期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媒体宣传影响政策走向。在美国政治中，候选人要赢得选举离不开资金和选票，而NRA正好能提供二者。许多政客担心一旦支持控枪，就会失去NRA的支持以及核心选民的信任。柯克案发生后，NRA在第一时间出面表态，强调“枪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并呼吁更多资源投入心理健康，而不是限制枪械本身。利益集团的话语权和政治操作，使得枪支立法长期处于防守状态。
利益结构不仅限于政治游说，还有社会层面的认同。美国民间流通的枪支数量已超4亿支，以美国人口计，人均一支以上。如此庞大的存量意味着即便通过法律禁止销售，现有枪械的管理与回收几乎不可能完成。加之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态度根深蒂固，一旦提出大规模收缴计划，必然激起强烈抵制。2019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罗克提出“强制回购突击步枪”的口号，就被对手讽刺为“要来敲开你家的门拿走你的枪”，在选举中遭遇巨大反弹。可见，在社会现实与心理层面，控枪同样难以推进。
回到柯克枪击案，它所揭示的，不仅是个体的极端暴力行为，更是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困境。每一次悲剧发生，公众都呼喊“不能再这样了”，但制度结构、法律约束、政治极化和利益格局使控枪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把NRA的支票看得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共和党人则反击民主党“利用悲剧推进政治议程”。在这种互相指责中，问题始终没有根本性解决。
这种控枪困境与美国社会的分裂也相互强化。拥枪问题已成为身份政治的一部分，在许多保守派眼中，持枪不仅是法律权利，更是他们与“精英、自由派、联邦政府”对抗的象征。柯克案发生后，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控枪呼声解读为“精英要剥夺普通美国人的权利”，这种叙事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立。控枪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文化战争的前线。
总之，柯克枪击案只是美国长期控枪困境中的又一幕。要解决这一难题，不仅需要修法或政策调整，更需要触动宪法解释、政治极化、利益格局和社会文化这四重根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美国可能仍会在“枪击—呼吁控枪—政治僵局—遗忘—再枪击”的循环中前进。
悲剧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人们问题的严重性，却又一次又一次证明制度的僵硬与文化的顽固。控枪在美国，是一个永远响亮却难以落实的口号。
与美国的僵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验。1996年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发生震惊全国的波特亚瑟惨案，35人遇害。时任总理霍华德在巨大舆论压力下迅速推动全国禁枪计划，通过《国家枪械协议》禁止半自动步枪和散弹枪，并实施强制回购计划。短短一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回收并销毁了超过65万支枪械。此后20多年间，澳大利亚再未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案例表明，在对控枪有着较高社会共识的国家，政府能够在悲剧后迅速采取行动，从根本上改变枪支环境。
加拿大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加拿大同样是一个允许合法拥枪的国家，民间枪械存量也不小，却很少出现像美国那样频繁的大规模枪击案。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其一，加拿大的法律框架更严格，枪支许可制度复杂，持枪需要注册和培训；其二，加拿大社会的枪支文化与美国不同，枪更多被视为狩猎和体育射击工具，而不是个人自由或政治抗争的象征；其三，加拿大的政治生态没有像美国那样被利益集团严重绑架，枪械协会的影响力远不及美国的全国步枪协会（NRA）。因此，即便加拿大也有拥枪传统，但其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有效地降低了枪支暴力的发生频率。
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差异正好凸显出它的独特性：宪法保障、政治极化、利益集团与文化身份认同共同构成了几乎不可撼动的屏障。即便惨剧频繁，美国也难以走出困局，而这种困局正是它区别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宿命。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