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真正的中国模式》（The Real China Model），称赞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补贴，帮助企业实现技术跨越、赢得竞争力。笔者在一次国际论坛上，也遇到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不满，如政党恶斗、腐败盛行、军方干预频繁，使得有利于多数人的改革难以推进。他同时赞赏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认为巴基斯坦的发展应当向中国学习。
这种观点并非孤立。早在1968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共产党型高度集中体制在建立政府权威、维持政治稳定方面具有优势；对于深受冲突和动乱困扰的国家，建立基本政治秩序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产权和合约可能受到侵犯；而政府官员更多追逐自身利益，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就会供给不足；这些因素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那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社会成就究竟源于何处？笔者以为，除了制度安排，社会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解释。从逻辑推演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可能更能解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
经济增长的源泉：制度安排与社会资本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增长有益？经济学界已有大量经典论述：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提出，市场机制本质是出价高者获得资源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获得资源的人必须付出最高的对价，相对于由领导分配（需要花费资源讨好领导）、排队（需要浪费时间等待）等其它机制，“市场是唯一不会有浪费的制度。”无疑，经济发展应该发挥市场的作用。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则进一步强调：即便最贫穷国家也存在街头市场，但缺乏完善产权和司法制度时，高附加值制造业、知识产权及金融交易难以展开，经济难以繁荣。因此，“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缺乏资金和技术，而是缺少可以让市场机制充分展开和深化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这意味着想要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对政治治理还有较高的要求。
然而，制度并非全部，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罗伯特•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名著中比较了意大利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给地方政府之后意大利南北方地区的经济效绩：在威尼斯、米兰等北方名城新兴向荣的同时，西西里岛等南部地区依旧贫穷混乱。帕特南发现，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基层自治组织活跃、居民互信、尊重规则）经济发展绩效明显更优。
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的文章中同样提醒我们 “拥有悠久农业历史而形成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菲律宾和加纳都是贫穷国家，后两者的自然资源远远好于韩国，经济学家也一度认为后两者会更快的富裕，然而事实却与普遍的预测相反。戴蒙德认为拥有复杂制度的历史是韩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就笔者看来，长期而复杂的制度历史会塑造和形成一个经济体国民的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甚至可以影响制度安排的形成与运行效果。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中国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是上述讨论表明，中国的成功当然可能因为学术界对市场制度和法治的理论存在疏漏、未能解释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也可能与中华文明几千年形成的社会资本（如重视教育、勤奋节俭、习惯于官僚治理）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关。这两种解释，哪个更合理呢？
假设与检验
如果中国的成功主要来自“制度优势”，那么在采取了这一制度的其他国家，也应当能复制出类似的成就。但历史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冷战时期，东西德对比显示，东德经济效率低下，生活水平落后，难以和西德相提并论。朝鲜与韩国也是同一民族、拥有同样历史，但今天在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众所周知。
反过来，若中国的成就主要源自社会资本，那么无论采用哪种体制，中国人都能在不同制度下表现突出。这一假设的证据则十分充分。
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来看，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和整体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越南和朝鲜。比如，根据IMF的数据和韩国央行的估计，2024年中国大陆、越南和朝鲜人均GDP分别为1.4万美元，4800美元和约1140美元。中国的领先地位，与过去两千年间 “中央王国” 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优势一脉相承。
从东亚民主经济体的对比来看，也可能逐步得出类似的结论。8月15日，中国台湾主计总处公布2025年2季度台湾GDP同比增长8%，并预计受益于经济增长和新台币升值，2026年台湾人均GDP将超过4万美元，领先日本、韩国。
从英属殖民地的比较来看，在非西方主体的殖民地中，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成就也远远超过印度、马来西亚及牙买加、巴巴多斯等经济体。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尽管香港继承的英国式法治体系常被视为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但印度同样继承了英国的文官制度与司法传统，经济发展绩效却与香港相差甚远。
反思“中国模式”
从逻辑推演与历史事实来看，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体制优势”，显然值得商榷。在仅仅具备“稳定“这一优势的条件下，中国今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取得如此成就，恐怕更多还是要归功于中国社会尊师重道的教育文化、重视储蓄和勤勉劳动的价值观、长期官僚制度形成的民众对于政府权威的尊重和基本规则的遵守等。
不过，亨廷顿的观点在那些社会资本更低、缺乏长期复杂制度历史的更原始的经济体仍能受到支撑，“中国模式”也可能更适合于此类经济体。这也并不违反经济学理论。政治的稳定与基本的政府权威是任何基础经济制度能够建立的前提；在此之上，才能对谈得上对法治社会和高水平市场制度的追求。
比如，缅甸和老挝都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才开始出现一些小型王国或城邦国家，直到十世纪乃至更晚才首次出现统一王朝。两国历史上都接受过中国的册封，也都经历过长期的分裂，后来分别沦为英法的殖民地。实际上，历史上缅甸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比老挝还要更发达一些。然而，二战结束两国先后独立以来，缅甸虽然尝试民主化，但是脆弱的民主制度常常被军方推翻，多次出现政权更迭和长期内战，经济发展不尽人意。反而是老挝1975年以后由社会主义政党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执政，实现了政治稳定并逐步推动经济开放。2023年，老挝的人均GDP（2600美元）高出缅甸一倍（1200美元），而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也高于缅甸。
巴基斯坦是古印度河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历史上也长期处于莫卧儿帝国等著名帝国的治理之下。巴基斯坦曾经拥有的官僚、税收与法律体系的复杂程度明显高出缅甸和老挝，但是其类似印度的种姓制度、伊斯兰教的宗教传统等与中国人乃至东亚国家长期受到儒家传统形成的勤奋、努力、尊重政府权威等社会资本又显著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想对那位巴基斯坦官员说：你所羡慕的中国模式，恐怕难以简单复制。正如印度难以实现香港的成功，巴基斯坦若仅仅模仿中国的制度安排，结果恐怕远远不及越南，类似于朝鲜甚至更糟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机构经济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