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他还撰写时事通讯Chartbook
我们过去都知道，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将会有许多像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样的国际化都市。这些城市既有本国的特征，又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思想与资金。
许多城市曾是庞大帝国的首都。还有些城市，像伦敦和纽约，在20世纪70年代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受到了沉重打击，全球经济增长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改头换面。
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大势必然将造就更多这样的城市，或者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数字化网络和全球航空旅行将把这些城市联结起来。
本世纪头十年初期，对未来的这种展望达到了高潮。亚洲的大城市——上海、深圳、北京，还有孟买和班加罗尔——跻身“全球性城市”之列。上海天际线在全世界都具有辨识度。
接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经济增长与贸易的关联。GDP仍在持续增长，贸易占GDP比重却原地踏步。银行撤退。欧洲金融业收缩。2020-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更是给了自由流动的全球化致命一击。
如果你在今天到访中国，你会发现20年前我们注意不到的东西：体量恢宏的特大城市有几千万居民以及令人惊奇的现代化科技与基础设施，它们与世界经济深度联系却鲜少看到外国居民。
在北京人口中，外国人占0.3%。四川省会成都的2000万常住人口中，外国居民仅占0.08%。
这些迹象表明，对于过去的全球性城市是如何形成其特征的，我们过高估计了全球化的力量，我们也未能解释特定的由帝国遗产所塑造的资金、人与思想的流动。
大型富裕经济体的贸易从未在GDP中占据很大比重——即使是那些密切参与贸易的经济体，比如日本。美国和欧盟也是如此。不算欧盟自己内部的贸易，欧洲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与自身GDP之比只有区区23%。
中国的规模让这种逻辑更添力量。随着中国巩固其作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庞大生产体系的地位，我们应该可以预料，世界经济对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弱。
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归纳时，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文化体系是如何对远距离迁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英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西方的帝国语言——引导并绘就全球流动的路线。它们成就了像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和香港这样的地方。
“汉文化圈”有自身的文化-语言逻辑。中文是阻挡人口迁入的巨大屏障。另一方面，掌握简体中文就可置身于至少八分之一人类所共享的一种文化。这打通了大规模迁移的道路。北京的外国居民不多，但有近40%的人口是比较近的时期从中国其他地方迁来的。
印度科技中心班加罗尔也是一样，外国居民很少，但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从印度其他地方迁来的。
它们不是我们曾经以为的那种全球性城市，但它们是那些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比重的庞大创新型社会的中心与节点。
其居民的网络生活进一步体现了这些趋势。中国特大城市的居民——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活在智能手机的世界里，享用全天层出不穷的新闻与八卦，还有各种必要的生活服务，一切用中文进行。
防火长城把这个世界与西方分隔开来。但语言障碍以及中国社交媒体生态的天然吸引力也自然地把中国互联网封闭了起来。就算你可以选择使用VPN和翻译软件，谁有时间和精力再如此高强度地流连在另一个数字世界？
当中国领导层在2020年5月宣布“双循环”计划时，它被看作是旨在与美国竞争的地缘经济宏伟蓝图。中国将打造健全的国内消费与创新的循环，同时利用国际贸易的循环。然而它看上去越来越不像是政策，反倒像是在描述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不是将世界兼容并蓄的大熔炉，中国的城市体量巨大，是国家与地区的中心，与更广泛的世界密集地相互交流，但保持着适当距离。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