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些冥冥之中的关联——看完电影《秘密会议》（Conclave）预备动笔之时，得知现任88岁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的健康状况处于“危急状态”。教皇在2月中因呼吸困难入院，并被诊断为双侧肺炎，全球信徒纷纷为他点燃蜡烛祈福。
《秘密会议》讲述的故事正是在老教皇身故之后，梵蒂冈选举新教皇的明争暗斗。这部电影在西方电影颁奖季中斩获了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影片奖，并有望角逐奥斯卡金像奖。
从某一时刻开始，关于梵蒂冈教廷的电影逐渐多了起来——意大利名导保罗•索伦蒂诺指导了由裘德•洛主演的剧集《年轻的教宗》，而可以被视作它的续篇的、由原班人马打造的《新教宗》于2020年面世；2019年，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教宗的承继》同样备受好评，它让霍普金斯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
或许是我的臆断：这轮“梵蒂冈热”大概开始于2015年那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聚焦》，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团队发现天主教牧师对社区的孩子实施了猥亵，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们发现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矛头直指天主教会。
当然，除了国际社会文化界的“外因”，也有梵蒂冈的“内因”。现任教皇本人的进步主义立场也试图催使教会改革，方济各教皇早年深受“解放神学”的影响，尤其是在他担任阿根廷主教期间，积极关注贫困和社会不公，部分左翼人士将他视为“人民的教宗”。
《聚焦》的制片人Michael Sugar在上台领奖时高声疾呼：“这部电影为幸存者们提供了声音，而这座奥斯卡奖则放大了那个声音，我们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汇聚成合唱，直至回响到梵蒂冈。”
我之所以认为是《聚焦》开启了电影界的“梵蒂冈热”，在于这部电影开始让人警醒到，原来神父们的神圣衣冠背后也其实是肉身凡胎，他们持有俗世的欲望，而他们还同时手握着权力。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甚至不只是一种行政权力，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权力”——信众会无条件地授予他们信任，也会向他们袒露自己的私隐。我在中学时期阅读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时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后一直着迷于美国清教徒小镇那种虔敬之下暗流涌动的生活状态，它奠定了我后来对悬疑作品的艺术趣味——它揭示了人们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暗藏了许多秘密。
这种隐秘的欲望与庄严的信仰的对立，泥泞的尘世与无瑕的天国的张力，会非常吸引文学家和电影编剧。
《秘密会议》的英文原名“Conclave”特指“教皇选举大会”，而在一般的用法中，它也可以指一个秘密的或私人性质的集会。这固然是一个转轨的时刻，当旧教皇故去，按照惯例需要通过选举来确定一位新的教皇。全世界各地的枢机主教都有参选的资格，而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主教团团长则负责张罗这次“天主教大选”。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自然会分出左右的阵营，普天之下概莫能外，梵蒂冈亦是如此。天主教会内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阵营有着深刻的分歧——自由派主张教会应积极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倡导在教义与实践上进行适应性改革，尤其关注族裔问题、性别平等及社会正义等议题；而保守派更倾向于坚守传统教义与礼俗，认为任何对教义的修改都可能削弱其道德权威，主张维护道德纯洁与信仰的原始性。
尽管圣经里教导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两套逻辑从根本上是密不可分的。于是观众可以慢慢理解这部电影究竟想说什么：它看似将场景安置在梵蒂冈的深宫，其实却意在指涉当下的现实——一场将决定教会取向的“秘密会议”，如同一场现下左右翼极化的民主选举，它的结果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分水岭。
拉尔夫•费因斯饰演的劳伦斯主教受前任教皇临终之托，成为了这场选举的仲裁者，他试图弥合分裂的教会。极端保守派主教特德斯科敌视移民与穆斯林，它的人物造型有意地靠近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煽动性的言语和浮夸的造型会让你想起米莱、特朗普与博索纳罗；黑人主教阿德耶米看起来符合进步主义的纲领，但他被一桩陈年旧事所困扰，年轻时的他曾与一位年轻女子育有私生子，而如今这位女子突然出现在罗马令他难堪；贝利尼主教则近似于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在整体政治氛围偏向保守主义的梵蒂冈的激进改革派，一个正义凛然但注定形单影只的政治人物；看起来，特伦布莱将是“最不坏的选择”，但关键时刻却被团长劳伦斯意外发现了他贿选的书面证据……
《秘密会议》关于代议民主制度下选举的逻辑与策略，你可以从中领悟一些冷酷的启示。有时候，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领袖不如一个谁都不得罪的平庸代表，也有时候，一个洁身自好的圣徒无法战胜一个舌灿莲花的掮客。
劳伦斯尽管刚正不阿，但别忘了他也拥有获选资格，这不禁让人猜忌他对于其他有污点候选人的杯葛是否也是一种排除政敌的手段。影片在这里诠释了一道无解的难题：但凡是政治的行动者，就绝无可能是真正中立的，而但凡中立者，往往很难对政治决策过程有实际的影响力。有时候你渴望动用权力来主持公道，但一旦你沾染了权力，你却再也难以解释清楚你的动机。
说到底，这是一种在基督与马基雅维利之间徘徊的政治困境，一种理想之卵与现实之石的碰撞。当中间派主教特伦布莱受贿的证据被查获，应当公诸于世吗？从道德上看毫无疑问，但从后果上，这恰恰让民粹主义的特德斯科受益，因为他煽动性的指控正在于前任教皇的改革导致了教会的败坏（这有点像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的进步主义议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腐坏）。
劳伦斯说：“我以为我们是来侍奉上帝的，而不是侍奉教廷的”。奥尔多却告诉他，“别天真了”。奥尔多是对的，政治的实况里没有道德王国，人们每天直面的都是让人身心麻痹的俗务。这是一个令奥古斯汀和尼布尔等古今神学家始终困扰的问题：世俗与神圣的逻辑不仅无法共存，甚至相互抵牾；主教们并非抛弃了福音书的教诲，就像参议员们仍然相信《独立宣言》里的道理，但政治的过程总是把“事实”与“价值”相互分隔出来。
这就是劳伦斯陷入怀疑主义的原因，也是他一开始解释自己为什么并不想担任教皇的原因——在这一切与“政治”的实际照面后，他似乎已经疏远了上帝，淡漠了信仰。他目睹越来越多同侪的丑闻与污点，每个人都并非完人。本以为教皇理应是亿万信众的道德师表，但如今放眼望去，你只能去挑选一个次好的选择。劳伦斯的形象和处境非常像美国前总统乔•拜登：老派也老朽，有朴素的理想主义，但被现实的泥淖绊住，台面上一呼百应，实际上早已镇不动下面攒动的小山头。
《秘密会议》一点不避讳选举政治的幕后操弄，它多少有些“内定”的成分，这与梵蒂冈选举的程序有关。一位教皇的最终获选需要得到所有枢机主教中2/3的选票，这种比例的绝对多数在许多国家中已经足够弹劾总统甚至修改宪法。因此，几乎没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决出最终人选，由于所有枢机主教都是理论上的候选人，头几轮投票中票数通常会相当分散。通常，在这样的僵局下就需要像劳伦斯枢机这样德高望重的元老从中穿梭游说，通过内部协商达成一致——某些没有实际获选可能的枢机主教会主动退出竞选，或将自己的选票支持给那些在上一轮投票中得票较高、且有望当选的候选人。这种选票的转移和集中，使得选举逐渐走向一致性，最终可能会出现一个获胜的候选人。
这当然会让人想到选举政治中类似“弃车保帅”的策略——立场相近的候选人主动让贤，避免瓜分选票。美国大选中的党内初选也有如此的功能。但这样做的坏处是，那些最直接代表民意呼声的角色往往要禅让给那些立场最居间的角色，那些不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角色，那些最安全的角色。于是可想而知，这个系统总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小修小补，但对于外部正在刮起的风暴无比钝感。直到一辆自爆汽车把教堂炸出一个窟窿，里面的老古董们才突然想起来，原来梵蒂冈究其根本，仍然是一座地上之城。
这其实才是《秘密会议》的最大问题，它试图反思，但反思得还不够彻底，它没有意识到或者假装没有意识到，在片中作为大反派的极右翼保守枢机特德斯科恰恰是这个选举代议制规则走入死局的产物，就像德国的魏德尔领导的“另类选择党”（AfD）是换汤不换药的“红绿灯联盟”的产物那样。
在电影中最终获选的那个幸运儿，其实一点都不让人意外，当他在电影里出场的那一刻，你就能清楚意识到这是一个救世主般的圣灵蒙恩的角色。结尾处编剧为他添赋了一些特殊的属性，可以视作这部电影向奥斯卡的左翼评审们投诚的一个姿态，但令人惋惜的是——它仍旧没能跳出一套身份政治的窠臼。这也就意味着，这部电影丰实的、洋洋洒洒的铺陈已经无限接近一个正确的诊断，但却不知为何，它最终还是开出了一帖旧的药方，尽管为它涂上了一层漂亮的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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