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一个傍晚，在爱丁堡的Topping书店，听众们围坐在一起，安静而专注，每个人的目光都追随着欧大旭（Tash Aw）的讲述。这位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作家，正以平静温和的语调分享他的新书《南方》（The South）中的故事。在这个亲密而温暖的空间里，他讲述着烈日下劳作的少年，那片干涸的土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主持人介绍：这部作品是欧大旭“四部曲”的开篇之作，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欧大旭正以《南方》开篇，为读者铺陈出一个家族在巨变时代中摸索前行的历程。
欧大旭1971年出生于台北，成长于吉隆坡，后赴英国求学。他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曾短暂从事律师职业，最终选择“弃律从文”，进入东安格利亚大学学习创意写作，踏上了文学作家之路。他的处女作《和谐丝厂》一经出版便备受瞩目，获得了惠特布莱德奖图书奖和英联邦作家奖。这部小说以马来西亚的一家丝厂为背景，描绘了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此后，欧大旭几乎每隔几年便推出新作：包括《隐形世界的地图》、《五星亿万富翁》、《脸：堤岸的陌生人》和《倖存者，如我们》等。其中，《五星亿万富翁》曾入围布克奖。欧大旭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他尤其擅长描绘东南亚的风土人情，捕捉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深谙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赵毅衡教授评价欧大旭，“出产稳定，是个有韧劲，有才有志的作家”，是“当今英国华人英语作家中写作最稳定者”。
《南方》封面之后的扉页这样介绍这部小说：“关于家庭、欲望与我们所承继的一切。”在祖父去世后，名叫杰伊（Jay）的男孩随家人（林氏一家）南下，前往祖父留给他们的地产——一座曾经繁盛但如今已荒废的农场。树木染病，田地因数月干旱而龟裂。尽管如此，杰伊的父亲杰克仍要求他下地干活，哪怕这片土地早已残破不堪。在接下来的那些闷热难耐的日子里，杰伊渐渐与庄园管家的儿子川（Chuan）产生了情愫。两人性格迥异，却彼此陪伴，共同度过了那个充满困惑与挑战的夏天。而家族的其他成员则各自面对往昔的遗憾，彼此疏离。正如周围的土地，他们也无法抗拒那些席卷全球的力量，这些力量正在将他们的生活推向无可避免的衰败。
欧大旭将这座农场设置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Johor），这里是马来西亚的最南端、毗邻新加坡，地势平坦，风景平淡无奇。当时，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马来西亚，不仅经济上十分艰难，天气也极其恶劣。从1997年开始，马来西亚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干旱，整整一年都干旱无雨。林氏一家所继承的这座年久失修的旧农场已经多年没有收成。同时，杰伊父母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和处女作《和谐丝厂》一脉相承，《南方》中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其背景设定和对马来西亚乡村生活的描写，部分来源于欧大旭的家族历史和个人记忆。殴大旭在分享会上解释：“林氏一家的原型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并不完全等同于我的家庭，但非常相似，是我成长的社区中类似家庭的一个缩影。那个社区既不富有也不贫穷。如果用英国的阶级划分来形容，他们大概会被称为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一定的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并不十分稳固。”
小说中，杰伊的父亲失业了，他们的经济状况面临危机。而意外获得的这块土地，让林氏一家看见了希望，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走出阴霾的机会。尽管这片土地已经荒芜，不再肥沃，但它仍然代表着某种经济资本。并且，也象征着某种归属感。与此同时，另有他人也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厚的兴趣，那就是林家的远房亲戚方（Fong）和他的儿子川（Chuan）。他们一直住在农场上居住，已经住了很多年。
殴大旭表示，这部小说（以及接下来的整个系列小说）的背景中都潜伏着的一个重要主题——尽管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但他们是华裔，这意味着他们的祖父辈或家族中的某个人曾经从中国移民而来。因此，“土地的继承”这一主题变得非常重要。对于早期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土地意义深远。它不仅是建立经济基础和财富积累的关键，更象征着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立足点。土地与家族传承紧密相连，同时，也是移民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
殴大旭谈到：“这片土地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一间公寓或一辆汽车，而是一片真正的土地。这也正是林氏一家不知如何处理这片土地的原因，因为它象征着他们的归属感。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保留这块土地并不明智，但多年来他们始终未曾放手。围绕这块土地的争论不断——谁拥有它，谁有权占有它，谁掌握着土地的产权证，这实际上是在讨论，谁有资格属于这里，谁又没有。”
不过，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片土地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个他们不得不去的讨厌地方。”这大概也是欧大旭儿时重返故乡的感受。移民对所离开的土地，往往怀有一种深沉而复杂的情感。这片土地承载着他们童年的记忆，家族历史、以及许多挥之不去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既温暖又痛苦。欧大旭坦言，每次返回故土都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体验”。他解释道：“每次回到我成长的地方，我都仿佛置身于另一个国家，而那个地方曾经对我无比熟悉。人们往往把迁徙理解为跨越大陆的远行。在西方语境中，迁徙通常被视为从非洲或亚洲迁往西欧或美国，但实际上，迁徙的含义不止如此。它还可以是‘阶级迁徙’（class migration），而这几乎是我每次探望家人时都会经历的感受。这种变化常常在同一个家庭内部引发深刻的疏离感。”
欧大旭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曾和堂兄弟姐妹们一起在乡村度过的时光。然而，到十二三岁时，他开始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上学。他接触到书籍、音乐，以及外来世界的各种信息，这些新鲜的体验让他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生活。这种变化使他与堂兄弟姐妹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逐渐淡化。到十五六岁时，他们的人生轨迹已截然不同。“每次我回去和他们待在一起时，我都会意识到，我们再也无法找回那种亲密感。”欧大旭感叹道，“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而他们则被困在他们的处境中。”他坦言，在东南亚地区，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里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社会也随之出现了分裂。你经常会看到家庭因为城乡差距而分化。那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家庭成员，通常会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带来更多的发展可能。”
当林氏一家重返故土，决定在这里开启新生活时，这对一直固守土地的远房亲戚方和川一家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有上过学，从未在城市里生活过，一直被困在乡村，因此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万尼亚舅舅’，一生辛勤耕作，默默忍受。而现在，来自城市的林家回来了。方和川一家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这些城市亲戚的手中，但他们却无法表达任何形式的不满，因为这就是马来西亚社会的结构——有钱的人就有权力。”
欧大旭再次强调：“这实际上是我的成长经历的全部写照。”
《南方》中的母亲形象展现了那个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是她那一代人的缩影。她们总是过度劳累，不断试图表现出坚强的一面，在极为有限的资源下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许多人聪明且富有才华，但大多数都没有获得应得的教育机会，无法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这让欧大旭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母亲出生于1942年，以她的社会背景来看，她几乎不可能离开我的父亲，即便她可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孩子，你会很快察觉到这些微妙的情绪。我和我的姐妹们就像小说中的孩子们一样，尽管感受到那种压抑，却无能为力。在小说中，杰伊的母亲苏（Su）深陷困境。她的丈夫在刚结婚时看起来温和可亲，但如今已变得冷酷、严厉、疏远。苏茫然无措，她比丈夫小十岁，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生活中的困境。更为复杂的是，她意外成为了土地的唯一继承人。在理论上，她具备了离开丈夫的手段。然而，问题在于，她是否真的会离开？”
与此同时，林家的三个孩子和他们严厉的父亲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和谐的张力。他们不知如何与他相处。大女儿莉娜（Lina）公开反叛父亲的权威，几乎与父亲希望中的“理想女儿”形象背道而驰。而音（Yin）则扮演着“乖巧”女儿的角色，努力迎合父亲的期待。杰伊是父亲眼中的“最大问题”，因为他完全没有达到父亲对“儿子应有的模样”的期待：他不够阳刚，不够勇敢，没有冒险精神。在父亲看来，他显得脆弱、虚弱，病恹恹，不擅长运动，完全没有“男人味”。为了“锻造”他的男子汉气概，父亲把他“扔”进了田地里，让他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杰伊感到恐惧和无助。
“关于杰伊，这正是我对自己16岁时的记忆。”欧大旭说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起源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货币贬值，股市暴跌，失业率上升，经济危机也使得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欧大旭选择以此为背景创作《南方》。他解释：“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因为一切都处于某种停滞状态。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对那个时期记忆犹新，尤其是在那些小城镇和偏远地方。人们蜂拥而至，排长队取现金。当时，许多人失业。而那一年又非常炎热、干旱。在此之前的二十到二十五年，几乎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年代，突然间，一切都在我们周围崩塌了。当时，大家真的不清楚如何度过难关。”
“我更多地是在重现自己的感受和记忆。我记得很清楚，与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相比，在乡村生活的亲人所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举个例子，在马来西亚，当连续多日暴雨时，城市中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道路被淹，出行困难，学校可能停课一两天，仅此而已。但如果你住在乡下，这意味着你的整个收成可能会被毁于一旦，你可能几个月没有收入。在干旱时期，住在城市的话，有时打开水龙头，水可能会短暂浑浊。偶尔停水，但水车会来送水……然而，在乡村，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几周，彻底改变你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比起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我更关心的是它对同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我的作品中有许多部分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部分，如何因为一个看似微小的事件而受到截然不同的影响。”
欧大旭谈到：“《南方》中没有发生什么轰动的大事件，也没有戏剧性的高潮。戏剧性来源于一些细微的选择，比如：我们要不要卖掉这块土地？我要不要继续和我的丈夫在一起？这些决定或许没有舞台剧那样的戏剧冲突，但却蕴藏着强大的张力。”在这一点上，《南方》和《那不勒斯四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部作品都没有依托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鲜活的人物塑造和漫长的时间跨度，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史诗感。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探索了个人如何在社会、家庭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
和大多数“史诗性”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欧大旭计划选择以不同的时间点切入，观察人物的生活，逐步完成这四部小说。这种手法虽然显得有些碎片化，却更符合他对时间流逝的理解。“我并不认为时间是线性流动的。”他说道，“我一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一部长达一千页的恢弘史诗。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总觉得自己需要慢慢积累，终有一天会完成这样的作品。但几年前，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真的想写那样的小说？我觉得那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自信和力量的任务，而我并不认为自己具备这些。”
因此，他选择了另一种“解决方式”：将每一部小说都聚焦于人物人生中的关键节点，通过重现这些片段，勾勒出他们的故事。这种做法不仅规避了传统长篇小说的沉重感，还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毕竟，在不同的时间点，角色的性格、处境可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角色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每本书都需要在风格上有完全不同的表现。”欧大旭解释，“我希望每一本书都能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以截然不同的语调和风格呈现。我想拥有这种自由，同时也希望每本书都能独立成篇，即使读者没有读过其他几本，也能将它当作一个完整的小说来阅读。”
谈到对《南方》写作产生启发的作家，欧大旭提到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特别是她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部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南部）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法国殖民家庭在贫瘠土地上艰难求生的故事。小说中，一位寡居的母亲带着一双儿女生活在殖民地的荒野上。母亲用毕生积蓄买下了一块土地，梦想通过种植稻米过上富足的生活。结果，她很快发现，这片土地在雨季会被太平洋的海水淹没，颗粒无收。杜拉斯本人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她的母亲也曾买下类似的“无用土地”，家庭因此陷入绝境。杜拉斯通过小说，将个人经历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欧大旭表示：“对我来说，这个故事令人心碎。我不认为它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最好的作品，当然也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我觉得一个家庭努力理解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土地却被自然元素摧残的画面，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比思考更重要，这也深深影响了我对《南方》的写作。”
年轻的法国作家埃杜阿尔•路易斯（Édouard Louis）也带给欧大旭写作《南方》的启发。“他写的自传小说几乎像社会学文本一样，我觉得这些书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在如何将回忆录、自传与小说的世界结合当面。”此外，欧大旭也喜欢读英国作家黛博拉•利维（Deborah Levy）和美国作家蕾切尔•路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的作品。他指出，“这些作家都在挖掘或解构生活的质感，看到到底是什么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结构。”
在分享会的最后，一位读者问欧大旭，是否还与他“离开的土地”保持联系？欧大旭说，他每年都会回去，那片土地与《南方》中的土地非常相似，多年来几乎没有生产力，由于复杂的所有权问题，也无法出售。他的表弟，一个没接受过高等教育、找不到白领工作、被困在乡村的男人，偶尔会发短信给他，比如：“围栏需要修理，一群野象闯了进来，它们来吃最后一批甘蔗，把围栏踩坏了。我一点没夸张，我没钱修围栏，结果一些瘾君子混进来，在棚屋里吸海洛因。后来，警察来了，让他们别再进来……”欧大旭表示，这样的信息为他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看到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世界。他感慨道：“我很难相信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但事实的确如此。我曾与他们一起长大。”这种感受也出现在欧大旭的作品《码头上的陌生人一个家庭的画像》中。
实际上，正是这种困惑引发殴大旭对家族、身份和归属感进行深刻的思考。当然，这和他本人的移民身份密不可分。欧大旭在分享会的最后一句话令人沉思：“当这两个世界碰撞时，那种感觉既奇怪又超现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似乎永远不会相遇。有时，要调和这两者的关系真的很难，这也是《南方》中充满不安和紧张感的原因。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但始终没有人能够真正安定下来。”
对他而言，家乡变得陌生，这种陌生感让他对自己的文化根源产生疑问，并对社会阶层变动进行反思。他的作品继续探讨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以及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社会中，个人如何应对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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