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开始加征关税之际，笔者碰巧正在阅读凯恩斯关于重商主义的论述。 凯恩斯说，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太轻易地抛弃了重商主义中的合理成分，马歇尔、庇古这些大师们精深的价值理论，用在国家大事（statecraft）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细微而误导的推理跳跃。 凯恩斯又说在一定条件下贸易保护是可以促进国内需求，进而促进就业的。 他接着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好处的规模可能被很大程度夸大了。 在同情了一番重商主义之后，凯恩斯也做了些许的平衡，强调贸易保护工具也不能使用过度，否则坏处也很多。
不少朋友对全球政治经济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尤其对美元霸权尤为关注。这次特朗普的关税事件，似乎是分析美元霸权的一个好机会。
关税、贸易收支与“市场权力”（market power）
关税只是改变相对价格，但是两国企业还是可以自由贸易的，因而分析关税的合理起点是微观的价格理论。关于贸易收支，最有名的大概是“马歇尔-勒纳”条件，不过那是主动调整汇率的情况，关税则要另想办法。假想美国和加国，在美国施加关税之前美元对加元的汇率是1:1，美国进口数量是100，加国出口单价是10加币，美国海关单价则是10美元；由于关税为零，美国的终端价格也是10美元，支付给加国出口商的总金额是1000美元。加国从美国的进口总金额假定是500美元，因而美国的贸易逆差是500美元。
我们从简单的情形开始，假定美国对加国的进口需求是“价格刚性”的，也就是不管价格如何，进口数量不变。这时候美国对来自加国的进口货物施加20%的关税 ，由于需求刚性，在供需讨价还价之后美国的最终购买者将承担所有税负，美国的终端价将上涨20%，从10美元变为12美元，终端价值是1200美元；而进口数量仍然是100单位。进口海关价格则将不变，这样对加国的总支付金额是1000美元不变，美国政府获得200美元的税收（1200-1000）。由于对加国1000美元的支付金额形成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在资本项目不变的情况下，总体美元供需没有改变，因而美元对加币汇率将不变。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关税只是对国内的居民和企业的增税，其它既没有减少贸易赤字，也没有改善贸易条件（实际商品的交换比例），收获的只有更高的价格（通胀）。而这个收取的关税对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也没有帮助，因为这个情况下的关税具有紧缩内需的效果，需要完全花出去才能保持总需求的稳定。 不难看出，关税政策失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来自加国的产品需求是刚性的，也就是加国产品对美国有极大的市场权力。
再考虑另外一种极端情况，假设美国对加国的产品需求有极大的替代性（完全价格弹性），这些替代来自美国国内的大量类似供给，以至于加国产品的价格稍微上涨一点，美国对其需求量就大幅下降。 现在美国对来自加国的进口施加20%的关税，税后的美国市场价格将不变保持在10美元，因为任何涨价都会使得进口量变为零，由于价格不变，美国客户仍将购买100单位。确定了零售价，根据关税税率可以倒推进口的海关价格，可知它将下降到8.3美元（10美元/1.2），支付给加国出口商的总金额是830美元，下降了170美元。美国征收的关税是170美元 （1000-830），可以看出这个关税完全是加国的出口商负担的。
下面考虑一下汇率的变化。为了简单起见，假设加国出口商的本币价格仍然为10加币一产品单位（可能是加国国内竞争激烈，价格已经内卷到最低的现金流成本了；或者是加国企业十分“团结”，形成了价格同盟），那么进口海关美元价格的下降（从10美元到8.3美元）将完全由美元的升值来实现，美元对加币汇率将从1:1上升到1:1.2。美元升值的机制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美元不升值，美国消费者的终端价格就将高于关税前，需求量将大幅下降，因而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将大幅下降，这导致美元升值。 这个过程将持续，直到美元实现20%升值，美元供需才能恢复平衡。
现在来看看关税施加前后的变化。美国消费者支付的终端价格没有改变（10美元），购买数量没有改变（100单位），消费者总支出仍然是1000美元；支付给加国的美元总金额从1000美元下降到了830美元，美国政府获得了170美元关税。美元升值20%，贸易条件也改善了。
对比上一个需求刚性的情况，这些好处的原因是美国对加国进口有很多的替代产品和来源，美国作为买方有极大的市场权力。关税的施加类似美国政府参与了集体谈判让加国的产品降价了，这种降价以美元升值的方式来实现，而美元的升值不是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计划”（即便对征收关税的美国政府，它的直接目标是通过税收阻挡外国商品），这种曲折的自发后果再次凸显宏观经济现象的独特性。 美元上涨对美国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假设从500美元下降到了450美元，那么美国对加国贸易逆差则是830-450等于380美元，比初始的500美元下降了120美元。 贸易逆差的下降带来美国国内总需求的上升，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减少120美元的支出，从而降低财政赤字，同时保持国内总需求不变。
考虑了两个“极端”情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考虑一个位于二者之间的“普通价格弹性”情况了。 假设美国对加国进口的需求既不是完全无法替代，但也做不到完全的替代。假设美国施加了20%的进口关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简单的说结果将位于上述两个极端情况之间，比如下面就是一种可能的情况。进口量从100单位下降到80单位，海关价格是9美元，终端价格是10.8美元；进口金额是720美元（80*9美元），消费者付出金额是864美元（80*10.8美元）；这时候美国政府收到了144美元（864-720美元）的关税；相应的，美元兑加币汇率从1:1上升到1:1.1。再假设汇率升值带来美国对加国出口金额从500美元下降到470美元，贸易逆差则为250美元（720-470美元），比初始的逆差500美元大幅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元升值对出口有抑制作用，但是对进口数量的抑制作用和汇率升值带来的进口支付价格的下降是第一性的，因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会下降。 在这个情况里，美国得到的好处意味着加国的损失。
美国的关税政策效果，实际上就落在了上述的三种情况内。如果相信进口完全不能被替代，用流行的说法是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以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力，那么这实际是在讲述第一种“价格刚性”情况。 如果关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抑制进口，通过改善贸易条件，从而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那么这是在讲述前文的第三种”普通价格弹性“情况。此外，需求有弹性的情况下关税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而这个改善对一国经济是刺激性的，稍后本文会讨论这个“刺激性”对解决财政赤字的意义。
行文至此，关税的“成本”应该要讨论一下了。一般来说关税的成本有两项，一个是施加关税将导致本国贸易量的下降，由于本币升值，进口将下降，出口也将下降，这会影响经济效率。 因此即便不考虑别国的关税报复，一国施加关税的好处也不是无止境的。 另外一个成本就是外国的关税报复。 这个报复将进一步导致贸易量的下降，同时，本国施加关税带来的好处也可能被对手施加关税做带来的坏处所抵消。
关税战中的大国优势
大的经济体在关税战中有优势，因为大的经济体国内产品更丰富，国内供应数量也很大，也就是说对外国产品的替代性更好，前面的分析表明对进口的替代性高（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高）导致关税可带来的好处相对较多。相反的，小国的国内产品不丰富，数量也较少，对进口的替代就有限，那么对进口施加关税的效果就欠佳。
另外一点，即便两国对进口需求的国内替代性差不多，大国仍然有优势。大国的贸易依存度通常较低，而小国的贸易依存度通常较高。 在贸易战中，对于同等的贸易量（绝对值）下降，对大国整体的福利水平影响不大。 但是对小国，同等的关税规模导致的贸易量下降占比GDP比重会更高，从而对经济福利影响更大，因而受损更大。 美国具有最大的经济体量，贸易规模虽然很大，但是贸易依存度却很低，这使得其在关税战中更抗打击。
另外一个是逆差国的优势。 逆差国的可征税产品更多，因而在互相征税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加征对象。 以美国和加国为例，加国加到500美元货值的时候就没有加征对象了，而美国仍然有额外的500美元货值可以征税。
由此可见，经济规模是美元霸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元霸权还来自很多别的因素，简单的说，外国人愿意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并且仍然在不断增持），这就是美元霸权的最直白体现，因而也可以说这个霸权是投资者给予的。回到我那位生化学家朋友的问题，如果非要度量一下美元的“霸权”，那么外国人在美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净头寸可能是一个好的的衡量，由此可以认为美元霸权的规模目前大约是30万亿美元。
贸易逆差与有效需求
前面讲到贸易战中的逆差国优势，颇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但是逆差的形成却不简单。最近几年，美国例外论在华尔街大为流行。美国例外的根源是什么呢？ 除去市场熟知的科技创新等原因，纯粹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应该是美国的内需强劲。 这让我们回到凯恩斯的学说，有效需求经常是不足的，创造需求殊为不易，一些国家会经历“富裕的贫困”。而美国的内需强劲主要来自于居民收入占比GDP较高，因而消费需求旺盛。
美国的需求外溢到全世界，形成很大的贸易逆差，现如今关税的作用是把外溢的需求“截流”在美国国内，这是宏观经济学的解释。不过以我对特朗普的观察，他的贸易政策主要来自经商本能，而不是真的有宏观“大棋”。经商的本能是：付钱是糟糕的，收钱则是高兴的。这种商业思维应用在贸易政策上就是所谓的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其原始本意就是商人们提出的主义） ，自然就是厌恶进口（对外国人付钱），喜欢出口（收外国人的钱）。有意思的是，这种基于商业本能的关税政策则“意外”产生了前文讲述的宏观经济效果。
凯恩斯对古埃及的金字塔建设大为“称赞”，他反讽的说金字塔没有用（或者只对法老有用），但不会存在产能过剩，而修建铁轨就会有这个问题，因此金字塔可以无限的修，从而不断增强总需求。外贸顺差对顺差国则颇有点像法老的金字塔，这些积累的外币财富可能永远都用不上，因为一旦开始用（意味着加大进口），国内经济就会走弱。日本可能是个例证，日本已经变成了深度老年化社会，但过去“年轻的时候”积累的海外财富还没有用起来，并且还在增加海外投资 。尽管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但也还没有出现显著的逆差来享用以前积累的海外财富。
一个群体，辛勤劳作却积累了一块几乎永远用不上的财富，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无用的事情如此之多，如此之大，还计较什么长期呢，或者什么令人肃然起敬的经济美德呢（比如节俭，财政平衡）？ 基于这些思考，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往往十分洒脱不羁，这让他招致不少批评；不过，随着岁数见长，我对凯恩斯的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经济学博士、金融从业者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