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4年11月6日上午，笔者受邀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观摩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离开大使馆没几个小时，特朗普就以超过其对手哈里斯相当大数量的选票，宣布自己胜选了。
笔者认为：特朗普的胜选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民意，而这直接关乎其执政后制定的政策，同时也与其政策执行得顺利与否关联极大。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胜选，对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中国的意义何在，也是一个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而依笔者看，同民主党继续执政相比，特朗普的胜选对中国意味着机会。
美国代表性民意的反映
首先应该说，特朗普的当选代表了美国相当大一部分选民的民意，尤其是那些经济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美国地区和民众的意愿。而且特朗普在竞选时，把当今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美国的制度导致了华尔街控制美国，以及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崛起，继而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这一观点同样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别看特朗普不是美国的职业政客出生，而是来自没有政治背景的商人，但他对美国当今的经济、社会以及面临的问题，都有他自己的观察和考虑。
他认为：是美国的制度产生了华尔街，并使美国以金融资本主义的路径发展和运作美国经济，继而控制了美国经济乃至美国社会。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当然是必然的结果。这导致美国作为世界先进工业大国地位的陨落，以及部分制造业地区和民众经济水平的下降，而恰恰在此时，中国借助“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管理特征以及成本低廉的社会现实，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继而同美国形成了严峻的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而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由中国共产党集中管理国家，这在美国统治集团来看，当然是个巨大的威胁。
事实上，特朗普的这套观点甚至在美国民主党那里也有一定的市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经从社会学角度论述过华尔街治国的危害，他表示：华尔街的这套操作经济模式，导致美国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死，美国精神被消灭。同时，拜登也受到特朗普的理念和策略的影响，在其任内也吸收了特朗普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法宝之一的关税手段，并且在任内一直执行了特朗普针对中国的高关税政策。
面对美国的上述现实，特朗普的对策就是：首先是大力发展、恢复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同时以关税手段向全世界征税，并放弃免费为他国提供保护的政策，而改为收费服务。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以及在世界上保护国家最多的主体，这种放弃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责任的做法本身，就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收入市场。因此特朗普的对策，虽然商业化色彩过于浓厚，但针对性性确实很强。
另一方面，特朗普还是一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而且凡事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操作规则，其特点是把商业化规则带入政治活动中。例如对朝核问题，他的对策就是：朝鲜在拥核问题上让一步，美国则在制裁朝鲜问题上让一步，双方一步步走下去，最终使朝鲜弃核。其结果是：至少从金正恩与特朗普见面后至今，朝鲜没有进行过核试验。相反，拜登却在其任内对朝核问题毫无建树，甚至朝鲜都拒绝与美方接触。
新冠疫情一事也是如此。不少专家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疫情的处理，在当时条件下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水平是不低的，虽然手段过于直接。
因此，特朗普的重回白宫，是美国现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顺应了美国国家和社会当前发展阶段的需要，因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美国的民意。
特朗普回归对中国意义何在
笔者一直撰文主张：与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的上台对中国意味着机会。这是特朗普要向全世界征税的国策使然，也与其抛弃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安全义务密切相关，这是根本的原因和逻辑的起点，即使他可能吸收拜登对华政策的某些做法，也相对次要。
就美国对世界或者世界部分国家的贡献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美国以非常低的关税税率，为世界贡献了一个庞大、购买力强大的销售市场，任何国家的产品都可以通过低关税进入美国，并从中谋利。其二，美国为自己的众多盟国提供了免费的安保，包括为北约、韩国和日本等国，美国以驻军或者提供重要装备的方式保护着这些国家，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并得以抽出资金以发展经济。美国因此换来的主要回报在于：这些国家拥戴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全力支持。美国的这种操作方式非常接近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君主同一些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例如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承认中国为君主，每年向中国进贡土特产，而中国每年给予的赏赐大大多于进贡，还要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
而特朗普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特朗普将放弃唯一超级大国的上述国际义务。
根据特朗普上台前透露的种种信息，特朗普将向全世界征税，税率以10%为起点，上线无限制，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则会有优惠，这一切是为了快速恢复美国的现代制造业。其次，把美国为这些国家免费提供的安保变成有偿安保，要求这些国家为此付费。
这种态势必将引发这些享受美国红利已成习惯国家的不满，而这当然会给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有机的局面。尤其是，当中国在关税和外资政策等领域对这些国家进一步放开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改善。这里的关键就看中国政府的运作了，尤其是相关涉外部门。
（注：作者是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政策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